——评民族舞剧《桃花源记》

　　以舞蹈的形式为陶渊明及其所处的时代写真，而又以《桃花源记》为契入点，这固然有湖南出于地理选择的考量，但确实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有张力的题材。魏晋风度所折射出来的黑暗现实、诗人于沆瀣俗世中的绝望以及隐逸归田、寄情南山的理想，它们构成了极为丰厚的言说内容。湖南省歌舞剧院创排的大型民族舞剧《桃花源记》，由此去结构和生发一种舞蹈的表达，天然地带有了某种探源的意味，是很有考察性的。

　　陶渊明于五柳居前抚无弦之琴，辄而化影三人，醉舞风柳，那乱世环境借由音乐渲染而出，为舞剧《桃花源记》铺垫了彼时深重的现实底色。编导抓住“无弦之琴”所内蕴的诗人内心的情感情绪，着力于抒怀言志，而此中真意亦贯穿于舞剧的始终，把渔郎的现实遭遇、捕鱼偶遇桃花源和与桃花的缱绻爱情串联为一种与诗人境况互为指涉的叙事结构，实属不易。

　　不难看出，创作者试图在陶渊明和渔郎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前者的所言之志与作为意趣载体的后者建立起某种诗意关系。倘若说陶渊明抚琴是造境、是抒怀、是为桃花源的乌托邦赋予读解和阐发的意蕴层次，或者可以说，《桃花源记》中所塑造的渔郎及其奇遇就成为容纳叙事和舞蹈表达的主要维度。因此，当舞剧《桃花源记》从陶渊明的“无弦之琴”过渡衔接至渔郎的“一束桃枝”并阐发虚构出渔郎与桃花的爱情故事，似乎就有了一种遥相呼应的互证效果，也较好地拓展了舞蹈表达的空间。

　　应该说，舞剧《桃花源记》的创作思路是较为准确的。像陶渊明抚琴之后叠影分身的那段舞蹈，老年渔郎和青年渔郎交叠出舞的调度处理，以及古琴、笛、大提琴构成的不和谐音响，都可以看出编导的现代立场。在不同的舞蹈段落，如渔郎与桃花的双人舞、桃花源里众人安居乐业的场景、渔郎丧母后的悲剧情境等，分别运用了大小提琴二重奏、笛子主奏和埙主奏旋律，同时辅之以铜管、鼓和钹等打击乐以造成音响的多维层次，似乎表明舞剧《桃花源记》并非要简单地复归一种对乌托邦的阐释，而更多地张扬出一种创作者的个性理解。我以为，这种探索是允许的，应当给予理解和肯定。

　　或许出于对陶渊明和《桃花源记》的“前理解”，在未看之前，我对舞剧《桃花源记》就充满了期待：一方面，陶渊明和《桃花源记》的意蕴叠加带来的趣味，尤其是那鸿爪雪泥、不着痕迹的空灵境界，如何付诸舞蹈，无疑是一大看点。另一方面，魏晋之际正值戏剧尚未成型、歌舞晏乐较为流行的时代，借舞剧《桃花源记》的创作是否可以采掇某些彼时的舞蹈元素进而融汇到剧中，磨合出民族舞蹈的清新语汇，也颇让人挂怀。在渔郎拜别母亲、溯流而上和丧母后的那两段舞蹈中，我确实看到了编导的某些用意，如前者用舞台布景间隔开两段丝绸，写意地让演员闪烁舞蹈于激流之中；后者融入了傩舞的元素，在萧淡布景下引入一段群舞，整个场面是很有感染力的。然而，舞剧《桃花源记》给我的整体感受，还是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何也？一是太实，二是太躁。

　　《桃花源记》之为名篇，断非因由其别有洞天的探幽发现，而更在于它是以陶渊明为主体而生发和寄托的、难以捕捉的形念。它的点睛之笔，恰在于“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的那层鸿爪雪泥之中。因此，当舞剧《桃花源记》把渔郎剥离于诗人的主体形念而成为一个故事的经历者和诉说者，渔郎就再难与诗人“合二为一”，所有为此付出的努力也变得用力痉挛和着相了。虽然《桃花源记》原文里确实是武陵人“说如此”，但寄梦之文转化为舞台艺术，在我看来，毋宁用陶渊明在梦境中化身为渔郎更为妥切和顺畅，更带有从诗人主体人格出发的主动性。某种意义上讲，陶渊明和渔郎的主客分离状态，恰恰是造成了舞剧《桃花源记》虽意到而神偏、举重而尤重的重要原因。

　　舞剧创作尝试不同的手段及其可能性，当然无可非议。事实上，舞剧《桃花源记》的结构样式本身就带有“现代阐释”的味道，特别是音乐配器所夹带的多义性，似乎也表明创作者的态度。但因为上述降维的“实”，音乐指向也变得不明确甚至凌乱了。倘若说陶渊明叠影分身的那段舞蹈辅之以不和谐音响足以表达一种彼时现世的境况，当渔郎进入桃花源这一诗人寄托理想的场景时，安静祥和、黄发垂髫皆有所乐的田园意境却依然用了鼓、钹和铜管音乐衬出一种紧张感，实在让人费解。我以为，这在表意上是不太准确的，混淆了现实与理想、实与虚的关系，因此显得躁动不安。相应地，萝卜、西瓜和鱼等道具的出现也限制了舞蹈的灵动生发，也使得本可带出更多舞蹈段落的场景变成了堰塞湖。比如，桃花源中众人荷锄劳作的场面，可以看作是陶渊明挂印归田的镜像，此处本可衍生出一段很有意味的群舞，而且应该是有较重分量的，但编导的视线似乎被“桃花”牵制了，舞蹈编制得并不充分，拟化现实的动作亦缺乏提炼和升华，是让人不无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