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他明确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一重要论述既高度概括了文艺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独特作用和重要地位，又着重强调了中国精神始终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提供了重要遵循。

　　一

　　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文艺作品不论其内容和形式怎么变，但都万变不离其宗，即在本质上都是精神产品，都是以彰显高尚精神、筑魂育人为根本归依的。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对消费需求和物质的主导趋向越来越凸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有精神的导航。因为人有思想、有精神、有价值观和道义感，所以人才会成其为人，人和人类社会也才会不断地出现新创造与新发展。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需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不只是注意自己的脚下”。文艺的作用，就在于给人民大众创造优秀的精神食粮，从而以先进的思想和崇高的精神让人们有仰望星空的意向和能力。

　　鲁迅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他出版了多少本书、发表了多少篇文章，而在于他的眼光所至和笔锋所及皆无不深深地直达社会的底蕴和人性的本质，几乎出于他手的每一个笔触和每一个字符，都准确而深切地触摸到了现实社会生活的脉动和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中枢。这不仅使他的作品在反映生活时每每都能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而且更使他的思想在几乎每一字里行间都放射着穿透一切伪饰而直达灵魂深处的犀光。这使他和他的作品远远超越了同时代文化圈中所有的智慧者、激进者、儒雅者、博识者，而成为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现代社会的“第一等圣人”，成为大家公认的“民族英雄”“民族魂”。列夫-托尔斯泰说过“活着就是为了讲故事”，但读者却从《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作品中读出了生活的哲理，领略了人性的崇高，认识了社会的法度，体悟了道义的力量。就因为作者在其娓娓道来的叙说中不露声色地为作品注入了思想的圣水，点燃了精神的爝火，提供了价值的绳墨，并以之而进行了人性化的裁量与道德性的评判。莎剧的魅力之所以能穿透历史而不衰，不只是在于语言多么美妙、情节多么曲折、形象多么动人，更重要的是从情节和形象中所折射出来的人性光彩与人生哲理，这才是其作品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其最可贵的价值也恰恰是在这里。

　　古往今来，那些著名作家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其作品生动、深刻，具有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能够以艺术的方式引领人们进入一个充盈着魅力与定力的审美世界。就拿中国现当代文艺来说，像赵树理、贺敬之、孙犁、柳青、周立波、杜鹏程、郭小川、马烽、路遥，又如徐悲鸿、梅兰芳、吴祖光、罗工柳、常香玉、吴冠中等，不论他们每个人所擅长、所践行的是何种文艺方式，其共同的特点则都是沉潜生活底层，心系人民大众，激扬时代精神，秉持百姓情怀，恪守现实主义，营造刚健风格。正是他们的坚守和创新，才为新时期文艺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开局，造就了不负时代厚望的新崛起与新辉煌。

　　说一千道一万，判断文艺作品是否优秀，一个根本的标准就是看是否蕴涵深刻的思想，是否具有高尚的精神和理性的光芒，这才是真正的动人之处和真正的价值所在。《离骚》之所以流传千年而始终不衰，能够真正走入中国人的心中，靠的就是隐涵于字面背后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的爱国情怀。鲁迅作品靠什么跻臻高峰、止于至善呢？惟在于思想的明睿、深刻和精神的高洁、卓越。他的眼光、他的笔触、他的认知与他的见识，在观察和描写生活与人的时候每每总能穿透灵魂，直达最深层的隐秘之处。这使他不仅发现了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还成为了文学史上的“这一个”。《阿Q正传》之所以使人们不由得“对号入座”，仿佛从中看到了自己，原因就在于深藏在阿Q灵魂深处不幸而又不争的“国民性”。

　　二

　　应当看到，当前的文艺创作中越来越显现出一种倾向，这就是思想的销铄与精神的散佚。然而，在创作实践中思想与精神衰减或泯没的作品却时有所见。特别是在创作的丰收季，作品数量不断膨胀，而作品中的思想与精神却日见式微。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作品中呈露出思想容量衰减与内蕴精神失落。而文艺作品一旦出现精神缺失，那可就无异于丢了灵魂。这样的作品，无论其情节铺得多开，故事编得多圆，形象扮得多酷，语言谄得多甜，也终究难成正果。因为精神是思想性和价值观的载体，一旦失却，作品的意义便不复存在，读者从中所看到的便只能是生活的“渣”，而决不是思想的“醇”。最终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有‘高原’缺‘高峰’”。

　　不但模式化生产和快餐式消费的现象极为普遍，蹈故袭常、只求速度而不顾质量、只图篇长而不谋思精，已成为一种具有共性的创作套路。特别是收视率为王和市场逻辑至上也已成为一些创作者的最高法则。这样的情况下，以媚俗、恶搞、戏谑为能事的作品海量出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现象的形成，便不可免。这不仅有悖于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而且也有违于文艺自身的思想法则与美学规律，必须予以审视和反省，并在这种审视与反省中重拾现实主义和精品意识，重振民族精神与创新机制，重续中国文艺的优秀传统与辉煌历史。 　　文艺创作自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过分追求速度和数量，必然会导致内存的耗散与质量的下滑。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勃兴，中国文艺渐渐疏离了于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渐渐淡化了对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的恪守与创新，过度地因袭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与文艺方法，过度地由对文艺的精神守望而转换为感官刺激和娱乐至上，过度地由对文艺的道义追求而蜕变为对金钱与物质的盘算，并由此而造成了一些文艺作品的思想淡化与精神矮化。康德说过：“我们的责任不是制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无奈现在我们的有些文艺创作仅仅是在码字、炫技、故弄玄虚、无病呻吟。其所缺失和匮乏的，恰恰就是思想、精神与灵魂。

　　思想的生成与实现并不是简单相加的关系，它是化学反应而非物理过程，永远都只能是有机地相洽与相融，并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实现化合作用，最终升华为一种观念、意识，形成一种气场、气质。只有这样，才能使受众在充盈着愉悦情绪和自觉意识的审美过程中于不经意之间受到真、善、美的感染和感悟，得到义、理、智的启迪与熏濡。否则，任何硬贴、硬拼、硬嵌，其效果都会是相反的。因为文艺创作在本质上属于艺术创造，而接受文艺作品的过程则必须和必定是一个充满崇高感和正义感的审美过程。它既与学校教育不同，又与理论培训相异。在它的实施与实现过程中，必须始终突出正能量和采取软方式，以“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的方式，达到“声韵入心萌真愫，书声盈耳自芳菲”的效果。

　　毋庸讳言，作家只有从叙事和描绘中积淀了思想、升华了精神之后，才能找到思索的旨要和进入思索的过程，也才能进而作出是非辨析与价值评判。如果丢失了生活的内蕴魂魄，其结果就只会像契诃夫所指出的那样，无非是充当了一个杂耍艺人的角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