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世界著名的古典音乐杂志、英国《留声机》评出的“世界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乐团”中，中国爱乐乐团与柏林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等这些世界顶尖乐团一起名列该榜时，作为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的余隆说，伟大的指挥家巴伦波尔(Daniel Barenboim)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句话对他很有启发——“中国现在是一个世界瞩目的国家，如果你需要有一种世界性的力量，你必须面对一个世界文化。如果你不希望成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那你搞搞自己的东西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想进入全球的领域，你必须对全球文化有一个概念。”

　　让世界倾听中国

　　演讲人：余隆

　　简介：当代著名指挥家，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歌剧院常任指挥，参与创建了中国爱乐乐团，并担任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法国政府特别授予他“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他在世界各地指挥了《茶花女》、《图兰多》、《阿依达》、《卡门》、《拉美莫尔的露契亚》、《罗密欧与朱丽叶》、《风流寡妇》、《唐-帕斯夸勒》等歌剧名作，在国际乐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必须面对世界文化

　　今天我想讲的是关于我对音乐与文化的一点随想。

　　我出生在上海，在上海念小学、中学直到大学，后来到德国留学，然后再到欧洲“游学”。我称之为游学，不叫留学，为什么？因为除了念书以外，我花了大量的精力感受欧洲的人文环境，在欧洲待了八年，一直到1997年年底才回国。然后，我开始在国内工作、创业，我主要的工作在两个机构里边展开：一个是大家知道的中国爱乐乐团，它多次来北大演出，有些同学可能也听过我们的音乐会；另外一个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它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著名音乐节了。我跟大家大概说一下现在的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工作情况。北京国际音乐节由政府领导，同时又属于民间，它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年完成一个大型音乐节的组织工作。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历时十余年，现在它已经被列为大家最感兴趣的世界性音乐节之一。2007年萨尔斯堡(Salzburg)音乐节的总监来北京的时候说，现在全世界有这么多音乐节，但大家主要谈论的音乐节只有三个，一个是萨尔斯堡音乐节，一个是瑞士音乐节，另外一个就是北京国际音乐节。为什么？我觉得，北京国际音乐节最重要的是它的艺术理念，这与它的国际化有关系。我们往往把音乐节只看成是一个音乐活动，其实不完全是。音乐活动本身只是一个表现形式，更多的是要阐述关于文化的理念。关于音乐节的艺术理念，有一个例子。伟大的指挥家巴伦波尔(Daniel Barenboim)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中国现在是一个世界瞩目的国家，如果你需要有一种世界性的力量，你必须面对一个世界文化。如果你不希望成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那你搞搞自己的东西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想进入全球的领域，你必须对全球文化有一个概念。”我从音乐节中看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整个文化的理念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面对全球的文化？文化很难用语言来表述。今天进门的时候，我跟几个朋友探讨，我说我们现在总说文化，大家都说什么叫有文化，什么叫没文化，但这个概念从来没有被讲清楚过。

　　小时候有很多扫盲班，让很多文盲去识字。有人问：“你干吗去？”他们回答：“我去学文化去。”其实那个“文化”就是指识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有一次在香港，很多人问我拿了几个博士学位。我认为这不一定完全可以跟文化画等号。你大学毕业，可能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不等于有文化，因为有文化代表有思辨能力，这又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题目。有文化不仅仅表示我可以认字，或者说某一个学科我学得很好。此外，现在的全球化到底怎样与我们中国这个时代的特殊情况进行结合？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不应该只在一个纯民族主义的文化理念上进行我们的文化建设工作，应该有开放和宽容的胸怀，将世界格局内的文化作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来看待。

　　在记忆当中，北京音乐节曾经做过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把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意大利剧作家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的歌剧放在同一个时间演出。为什么这么安排？因为汤显祖和蒙特威尔第是同一时代的剧作家。在两个剧作家生活的那个时代，全世界只有意大利和中国发明了一种表演的形式，把唱、戏剧和音乐融合在一起，我们叫昆曲，他们叫歌剧。其实，昆曲和歌剧的内容、形式很相像，内容都和爱情主题有关系，又都是一种非常早期的音乐表现形式。把它们放在一起，大家看到了那个时代东西方文化的特别之处。在不同的文化中，却产生了同样的一种表现形式，很多的学者和爱好者就针对这种形式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见解并进行了研究。我觉得文化主要的内容是沟通。

　　我前一阵刚刚带中国爱乐乐团去梵蒂冈演出。我们在与梵蒂冈中断了60年的联系之后进行此次演出交流，媒体把它誉为破冰之旅，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破冰之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在60年之后，我们居然用音乐打开了另一个国家的门，至少是打开了第一扇门，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最早来中国的交响乐团是费城交响乐团(ThePhiladel－phiaOrchestra)，此前我曾和费城交响乐团一起来这边完成它访问中国35年的纪念音乐会。

　　30多年前，费城交响乐团来中国的时候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那天我开玩笑时说到的：我很感谢你们乐团的音乐家，中国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1973年，完全是一个特殊的环境，我们当时只有样板戏可看，没有任何的音乐会可看。当时费城交响乐团来北京的演出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个特别的回忆。现在费城交响乐团中还有九位音乐家是当年来过中国的，当年是小伙子，现在都是老人了。所以，我们说对文化的互相了解是最重要的，尤其像音乐，音乐是一种超越了宗教、语言、种族的特殊语言，经常被大家用做“桥梁”来进行文化交流。费城交响乐团当时来的时候，发生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一开始让他们来中国演出，很多团员紧张得不得了，因为那时候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远远少于今天，他们找到了一种交流的手段——音乐，除了音乐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譬如饮食文化。当时的美国政务官在跟尤金-奥曼迪(Eugene Ormandy)大师交谈的时候，奥曼迪说：我坚决不吃中国饭。我来中国演出，我太太带着烤面包机。在中国两个礼拜的巡演过程中，我只吃我太太做的烤火鸡胸三明治，其他我一概不吃，我肯定不吃。美国的政务官就跟他说：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学会吃中国饭，因为在中国很多事情是在饭桌上完成的，所以你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你要想跟中国人交往的话，必须学会在饭桌上跟中国人打交道。他就说：那我也不吃，在饭桌上我也是吃三明治。他是一个非常倔的老头，但是吃了第一顿中国饭以后，从此再也不吃那个三明治了。到走的时候，他甚至不想走了，顿顿吃中餐。所以说，文化对人的打动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文化表现来实现。

　　音乐也是同样的情况。当年奥曼迪大师说：我要演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和第七交响乐。有人告诉他说：对不起，中国政府希望你演贝多芬第六交响乐。为什么呢？第五交响乐是命运交响乐，第七交响乐是无标题交响乐。当时我们的政治环境特殊：命运交响乐有宿命论，不能演；无标题也是资产阶级思想；所以一定要演第六，因为第六交响乐是田园交响乐，歌颂大自然。当时我们的意识形态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奥曼迪说：对不起，我憎恨贝多芬第六交响乐，我非常厌恶这个交响乐，我实在不想演。你让我演第三、第五、第七交响乐都行，就是不演第六交响乐。结果美国的政务官就给他做工作。我觉得很有趣，他最后说服了大师，他们在北京成功地进行了贝多芬田园交响乐的演出。

　　音乐与文化要相互尊重

　　音乐超越了国界，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音乐和文化相互尊重的问题。我在梵蒂冈演出，也遇到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到底演什么合适？当时在做方案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们应该演莫扎特的《安魂曲》(Requiem)，返场的曲目应该演中国的《茉莉花》。很多人，包括领导和各方面的同事都问我为什么？我说有两点原因：第一，作为音乐工作者，我们是去进行一个特殊的历史性演出，而民间的文化交流演出要突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文化间的互相尊重。对于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Benedi ctXVI)本人和梵蒂冈，很多人可能不十分了解。本笃十六世除了是一个宗教领袖以外，还是一个大学者，一个音乐爱好者，尤其对于莫扎特有精深的研究。第二，我们对梵蒂冈的文化应该有一种尊重。你对别人的尊重也会换来别人对你的尊重，这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把《茉莉花》作为返场的曲目，是因为它是唯一的一首被西方人用在《图兰朵》(Turandot)里边的乐曲。结果证明，《茉莉花》受到热烈的欢迎，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国文化如此这般彻底张开怀抱欢迎中国的旋律。

　　我觉得，从艺术层面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来面对文化对话的问题。我们对文化的尊重和文化的互相理解很重要，因为很多事件都是由于文化误读造成的。文化误读会造成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很多的麻烦，所以文化间的沟通尤为重要，尤其在资讯这么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多地以一种宽容、包容的方式，以一种更为尊重对方的方式来进行文化交流。当你的宽容和尊重被对方接受的时候，他也会以同样的宽容和尊重来对待你的文化，这一点很重要。在文化的品位分析、思考力和辨别力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探讨、要分析，我也希望接下来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