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春节前，香港中乐团爆出了人事纠纷。三位首席，分别为高胡首席辛小玲、二胡首席辛小红、中胡首席刘扬及前团长黄安源联同立法会议员陈家洛召开记者会，指责过去一年中乐团实行公司化以来“行政管理混乱”，更涉“滥用公帑”等，并将矛头直指乐团音乐总监阎惠昌和徐尉玲。他们的这一指责受到香港中乐团的驳斥。乐团认为是因为进行首席制度的改革和考核体系威胁到了三位首席的“乌纱帽”，故而三人借此机会闹事，而所提之事不是不成立，就是早已结案。在双方的三次会谈机会都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落空后，乐团解除了三位首席的职位。

　　这件事在香港乃至民乐界引起轩然大波，挺乐团和挺首席各派均有。在诸多事后的观察分析中，有一篇文章为我感同身受，即林非于2月26日发表于香港《明报》的题为《香港没有卡拉扬》一文。文章以卡拉扬1981年任命萨宾-梅耶为柏林爱乐乐团为单簧管首席，最终导致与柏林爱乐乐团的决裂为由头，提到：“反观香港，几位首席对乐团有不满，乐团管理层的处理方式是一概否认，没有交流没有讨论没有解释，然后以雷厉风行的手法马上辞退几位相关乐师，手法便难免显得霸道而且欠缺诚意，某种程度上坐实了外界认为中乐团成为私人王国的指控。卡拉扬雄霸乐坛，但欧洲本身也是百花纷呈，有很多乐团给乐师选择，乐师也有议价能力去与乐团管理层共同决定乐团的走向，假使香港能有更多职业乐团，类似这次中乐团的纷争也许能以双赢落幕。”

　　发生在香港的事态也以一种神奇的巧合和穿越的类似发生在首尔，都与乐师有关，矛头都指向指挥。2005年郑明勋被任命为首尔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后未经工会允许便开除了70多名乐师。在随后的十年中，他被指“私有化乐团”。提出这一指责的是于2014年12月27日辞职的乐团前任总经理朴贤瑾，她还带动了当年被郑明勋辞退的部分老员工一同反水。虽然郑明勋及其团队极力驳斥朴贤瑾的指责，但首尔市政府已减少了乐团的年度补贴，派警员查封乐团电脑设备等，为此乐团不得不取消了原定4月份赴美国七地的巡演。

　　发生在香港和首尔的事件，也以不为外人所知，或少有人敢问津的方式，曾经或正在发生在青岛、青海、上海、北京、澳门等地。每一轮改革，沦为刀下鱼肉的往往是弱势群体的乐师。在这类事件中，强权方往往扮演着正义之士的角色，占领着道德高地和上层恩宠，受到排挤的往往是“不甚听话”的人群，被以“超龄”和“技术不过关”等理由打发走人。历史自然是由胜利者和强权者书写的，那些弱势种群很快会被遗忘，或者他们的申诉抗议在失去了利用价值后被另一个利益集团唾弃。在很难用更高、更快和更强衡量，更多是凭借“关系”、“颜值”和“义气”说话的中国音乐界，此类事情比比皆是。在事后的评论中，更难为整个事态的双方打上是非曲直的标签，因为经常是各执一词，万千牵涉错综复杂。

　　林非所言，不管其立场如何，都揭示了一个道理。卡拉扬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为历史倒开车轮，重建强权艺术机构，难免会有重蹈覆辙之嫌。在BBC于去年年底推出的卡拉扬最新纪录片《卡拉扬的魔力与秘密》中，1969-2014年间担任柏林爱乐长笛首席的三朝元老安德里亚斯-布劳在问及民主式指挥和暴君式指挥的优劣时，发人深省地提到“民主指挥显然是比暴君指挥更加容易的方式，员工更易相处，但我不知道民主的指挥能否将乐团带领到艺术的巅峰”。在短短几十年中试图打造起西方几百年来形成的乐团机制的中国乃至亚洲音乐界，大权在握的指挥们应当意识到时过境迁的窘迫以及将自己艺术理念建构在1980年代西方的浮云。中国没有卡拉扬，也不应该有卡拉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