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礼俗、风俗，这些就是中国古代的教化教给普通民众的，其结果是“文”。社科院原副院长汝信说：“古代讲音乐，音乐的影响太大了，影响到国家的兴，也影响到国家的衰亡。”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会长丁振海说：“乐通政，乐和政治、伦理是相通。”孔子讲听了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是听了音乐后状态改变了，这种改变后的状态是文化的状态。“知肉味”，其背后的是野蛮、贪婪和暴虐，可能是我们人类对动物被屠杀时的样子的原始记忆所带来的东西，这是文化状态的破除，是又回到了动物性。孔子说韶乐“尽善尽美”，武王伐商的《武》是“尽美矣，未尽善也”。所以善美与否是文化与武化的分野，是文化的人和武化的人状态表现出的差异。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文”的，而不是“武”的，这是真善美表达的意思，真善美的支点是“文”。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主席严昭柱说：“美和善不同但同时又有联系，而听乐能观俗就说明诗乐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真实，有这个为前提，听了郑声以后，知道这个国家不久了，所以是以‘真’为前提的，不是假话。”

　　严昭柱说：“一个民族的美学精神就是全民族的美学的情感、追求、理想当中这个共同的东西，所以按这个思路，中华美学精神就是民族的文化精神，美学精神就是这个民族的共同的燃烧点。”真善美在当今社会的确已成为一种理想，一种理想便会受到现实的阻力。丁振海说：“没有崇高感，没有道德。所以在文艺创作中，在培养人们的审美教育里，首先是中华美学的真善美，尤其善是最重要的。”

　　当发掘到真善美这一思想的源头是一个有关文化的概念时，要赋予它当代的价值，要为它找到现实的文化的立足点。立足于我们当前的社会，结合文化的意义，首当其冲的，弘扬真善美要面对解决西化浪潮的问题，有学者这样质疑道: “可以去了解一下学校里大学生的思想”，“我们面对后现代思潮该怎么办”。先贤梁漱溟曾向毛泽东提出“伦理本位”来针对西方的“个人本位”，他认为，中国人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像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这些都是每个人本着自己的义务要尽的责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荣启认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把美学精神落到实处，要立足于基层的村落社区乃至家族，注重从古代流传至今乡规民约中挖掘研究，去除糟粕，形成新准则和乡规民约，潜移默化地塑造当代人的品行。

　　其次，对于真善美如何与当今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结合的问题，对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之处，北京大学教授董学文认为，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既不是一个从古到今的先行的推进过程，也不是一个从今返古的逆向的反思过程，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教育部社科中心研究员马建辉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相通之处有三，一是革命性相通，二是大同相通，三是价值观相通。马克思主义具有某些传统文化气质，但二者之间也有根本性的差异，因此可以选择架桥也可以选择筑墙。《美术》前主编王仲认为，真善美到社会主义阶段，应该体现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真善美的理解，它应该是人类真善美发展到目前一个比较高的阶段。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的概念抛掉。把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问题虚掉，来空谈真善美，永远谈不清楚，永远没有一个立足点。

　　关于美的概念符合民情和文化于当今社会中的创造性转化，浙江大学教授黄河清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在思维方式上要摆脱西方文化的殖民，中国有什么？中国是‘雅’，中国文艺方面最高的就是一个雅的精神，是中和雅正，这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概念。如果硬要摊上一个美的概念，是中和之美。我们对抗西方正在中国进行铺天盖地传播的低俗恶俗的东西，用不登大雅之堂的‘雅’已经很好了。”他认为，谈论“美”的时候跟中国社会是隔靴搔痒，肯定“雅文化”则能以正压邪。雅和俗是中国老百姓最熟知最亲切的概念之一，它们确是一种有效的路径。像波普艺术的popular就是流行，以下里巴人的玩意取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有一种幼儿化特征，《小苹果》传到这个样是个很奇怪的事。”就当前的社会来说，不应再增加物质在价值观中的比重，就像物价不能持续上扬一样。可是争、抢、攻击和恣睢并不是物质本身的错误，礼乐不能没有物质，文化也有物质的比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更好地去管理财物、精致地调理人与物质的关系等等。

　　为真善美找到文化的支点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华美学精神。当代西方用“新”取代“美”，新的就是好的，从而追求新奇古怪。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眼光，分清什么是表达什么是猎奇，从而去转化吸收，并且保持独立性。有人不谈美术而谈视觉艺术，视觉中的“丑”可以有，正如音乐完全是和谐的也不好，有人指出贝多芬间歇音符用多了，那么我们要有对“丑”说“不”的眼界和方法，有文化的底蕴说话才会有底气，就像中华诗词学会驻会名誉会长郑伯农所说：“可以揭示丑批判丑，但是不能赞赏丑或者是展览丑，或者专门以丑博得低级的快感。”

　　（本文为记者根据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中华美学精神高层研讨会专家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