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一名内蒙古边城的小学生和同学们走进电影院，观看了为庆祝建国15周年而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影片，那时，这个小学生的角色是一名小小观众；2009年，已经来到北京工作30多年的这名小学生，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观看着为庆祝建国60周年而创作的另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的排练，此时，他的角色是《复兴之路》的文学总执笔。

    他是任卫新，国家一级编剧、著名策划人、撰稿人、诗人及歌词作家。回想起当时的经历，任卫新感慨万千，“当年那个在边城电影院里看着《东方红》的小学生那时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多少年后他会在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为一部具有同等国事盛典意义的作品出任文学总执笔吧？”，但传奇故事，就是这样发生了。

    谈王昆音乐会：“撰稿人非我莫属”

    去年底，从事文化产业工作已经很少做晚会的任卫新受邀担任“纪念王昆专场音乐会”的总撰稿人。对此，任卫新表示：“由于导演王冼平说，这场音乐会的撰稿人非任卫新老师莫属，并亲自电话相约，于是我就被请去了，这件事儿也确实非我莫属。”

　　多年来，任卫新在《词刊》杂志开着专栏，每期就一首歌的歌词钩沉，挖掘其创作背后的故事。期间，他对王昆及王昆的先生、著名音乐家周巍峙的作品均有过著述，对两位老音乐家都非常熟悉。

　　接手“纪念王昆专场音乐会”后，任卫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策划会上，调整了一些音乐会原有的设计。“原本音乐会的结尾是《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唱，但我坚持改换成将《北风吹》放在结尾。”任卫新认为，作为王昆，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每个人都会唱的歌剧《白毛女》中的《北风吹》。也许有人说不出演唱者的名字，但“北风吹”就是王昆。

　　此外，把王昆演唱的《北风吹》转化为大合唱放在音乐会的最后，还有更深的用意。“北风吹，雪花飘。走过严寒，就是花的原野。其实我们民族歌剧与声乐探索发展的道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作为曾成功策划过许多大型电视专题节目、大型文艺晚会的策划人、撰稿人，任卫新表示，他在创作一台节目时最注重的就是“文化内涵”和“反思维意识”。“根据我多年来的经验，总结出来一条：就自己而言，第一思维所想到的往往没什么更高的价值，因为你第一思维所想到的东西别人也会想到。”

    正因为自己总喜欢有着异于别人的想法，任卫新说，在做策划这件工作中，对他来说，最难的永远不是想出一个好点子，而是如何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创意。

    谈创作：创作是一种个性的劳动

    任卫新的性格非常直率，为了说服别人接受的自己的创意，他常在策划会上，站起来急赤白脸地为自己的创意拉选票。“一个创意是非常脆弱的，拿出一个创意本身已经很难了，但要说服大家认可，却要比创作本身还要难上百倍！”

　　如今，做任何大型节目都要开策划会，大家进行讨论。任卫新对此并不苟同。其观点是，“我不知道集中许多人讨论这件事儿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真正伟大的艺术其实不见得是大家讨论出来的。”任卫新说，“在创作《红楼梦》时，曹雪芹跟谁集体讨论了吗？贝多芬创作《欢乐颂》以及小仲马创作小说《茶花女》和威尔第创作歌剧《茶花女》时，我就不相信他们还得跟谁进行集体讨论？”

　　2014年12月1日，任卫新与著名导演赵明合作的壮族岩画音乐舞蹈诗剧《花山》正式上演，在历经3年的创作过程中，导演赵明与任卫新相互之间享受的就是这种足够的创作自由和尊重。“我们合作非常愉快，有时俩人在一起思考，一下午并不怎么说话，但最后就是能够通过各自的思考去解决难题。从舞美到灯光到服装到音乐，赵明都是这样，一个一个去谈。我喜欢这种工作方式。”任卫新认为，创作是一种非常个性的劳动，参与的不伦不类的人越多往往越麻烦。

    不过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任卫新说有时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出席这些需要众人讨论的场合。“与我合作的很多优秀导演都熟知我的性格，我既然参加了讨论会，就肯定要表达我的观点，从不做随声附和的事儿。一些大导演多年来都很习惯和我进行这种有碰撞的合作。绝不会像有些小肚鸡肠导演，从此再不找你。”

    谈成长：爱写诗的建筑工人

    现在，“犀利个性”已成为任卫新鲜明的标签，他总敢于直言，发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声音，然而这般犀利性格却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任卫新于1952年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小时性格非常内向。“在小学和中学，我几乎一天都不说一句话的。用北京人的话来讲，就是天生‘怵窝子’！”据任卫新介绍，小时候惟一的爱好就是看书。

　　68届初中毕业，任卫新赶上了“上山下乡”，但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报名去兵团未获批准。后来招工他选择了建筑工人。“当时的想法就是想走出去看看世界。现在好多人一提起做建筑工人好像特没面子，但我们那时做建筑工人，戴个安全帽，在大工地里生活，是有一种壮志豪情，很威武的。”

　　任卫新作为内蒙古建筑公司的一名铆焊工，一干就是7年。“直到现在，我对建筑的钢结构都很内行，而且好多活儿现在还能干，家里装修时，没有电焊工，我就让他们给找来设备，自己亲自上焊钢铁构建。”任卫新说，这就叫艺多不压身吧。

　　在做建筑工人时，由于喜欢读书，任卫新开始了业余创作，他常把对生活的感悟偷偷写进日记本里。“当时喜欢写一些五言、七言不律的律诗，特怕别人看见，笔记本都藏在没人发现的地方。”据任卫新介绍，后来，他在单位的业余演出中，除了上台做些小配角之外，开始尝试写一些三句半、对口词节目，逐渐与创作结缘。

　　谈转折：创作生涯从报社开始

　　与创作结缘后，任卫新逐渐在建筑单位中有了些小名气。“大家知道我会写东西之后，就开始让我帮着写车间、班组的总结报告，再之后，就变成了一名业余通讯员，有了参加新闻通讯培训班的机会。”

　　在一次参加培训班时，任卫新认识了建筑系统一位专职报社通信员，对方看了他写的小诗后，悄然送到《呼和浩特日报》副刊编辑部。“我完全不知道他会把我这些私密的东西送到报社！直到有一天打电话让我去一趟报社，令我大惊失色。”就这样，任卫新忐忑不安地踏入报社大门，回忆当时的心情，任卫新说，那简直神圣有如步向天堂之门。

    1976年，中国广播艺术团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人才，姜昆、殷秀梅以及后来写出歌曲《乡恋》的张丕基都属于这一批。任卫新幸运成为其中一员。“当时来内蒙选拔，主要招募创作组的歌词创作人才。”据任卫新介绍，他们到了内蒙古后找对口单位的广播电台，推荐知名作者、诗人进行选拔。专业知名的老作者没有被选中，而业余的青年作者任卫新被列入视线。“当时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抱期望，有一搭无一搭，就把发表和没发表的一大捆全交上去了。”传递信息和递送的，就是当时广播电台一位年轻的音乐编辑，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之后，任卫新的作品被迅速寄回北京，总团领导深被一个年轻业余作者的创作精神所感染，当即批准。任卫新来到了北京。

    谈未来：不想再做快餐文化

　　1976年8月18日，任卫新来到北京，进入专业团体，任卫新一边适应着“不坐班、没人管”的新生活，一边开始努力进入专业学习。“要从诗人变成专业歌词作家，我每天基本都是在图书馆或听音乐度过的。”后来，任卫新又进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文学专业，“音乐学院的学习让我又上了一个台阶，培养了我严谨、缜密的治学精神。直到现在我对歌词以及文字都是非常苛刻挑剔的。”

　　如今，任卫新已创作《永远是朋友》等上千首歌曲，并为许多大型电视专题片、大型晚会，包括多届春晚策划撰稿。“做撰稿人，主要是随着电视的发展而进入的。最开始给团里的艺术片撰稿，导演邀请的是邓在军。之后越写越熟练，就逐渐融入扩展到这个行当。”

　　不过，现在的任卫新却逐渐淡出了很多晚会。“如今的电视已经荧屏千家同质化地落入到了一种速配、选秀、婆媳大战之类的缺乏营养的快餐文化，我想做点能够留下来的东西。”据任卫新介绍，他希望能更多创作一些回归舞台艺术本体的歌剧、舞剧、舞台剧。“3月下旬有一台根据沈从文小说《边城》改编的舞台剧上演以及其它一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项目。”任卫新说，希望今后能更多完成这种“有成就感”的创作。

    最后，当任卫新得知本报人物版为“传奇”时，他笑称：“我哪是什么传奇？我能把传奇写好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