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歌剧中历史正剧是重要形式之一，其题材内容遵从史实是基本规范。当歌剧《运之河》创演后，笔者就其中不合史实之处进行了学术质疑与建议，歌剧评论家蒋力也随之予以了呼和。笔者文中内容涉及选材（剧本、作曲）是否得当、巨制形式是否妥当等方面，其核心是想给当下历史正剧创作提供“遵从历史”的学术严谨性建议。可能是与时下“吹捧”为主的剧评风气不合，文章令剧作者很不舒服，于是被曲作者唐建平定性为“打棍子”的评论态度，对文中的疑虑，唐先生认为是“提出致命的却是错误的批评和质疑”，而且认为是“似不给正常的艺术争鸣和讨论留下应有的空间”。其实，倒是从唐文中处处透露出的咄咄逼人语气不难看出，他似乎是不给“正常的艺术争鸣和讨论”的气势，而唐文中以“偷换概念”而行辩解更是难有说服力。

　　首先，关于编剧选材的史实性及其阐释视角问题。笔者以为《运》剧在第一幕上对隋炀帝修河后的赞美赞辞及对修运河目的史实的艺术化掩饰等，并藉此而说歌剧还能弘扬正能量，有对隋炀帝历史功绩不实的夸赞之嫌，有的报纸评说此剧有给杨广正名之意：“还原了开河的历史功过”。且不管既往历论中对杨广“暴君”的定位是否妥当，单就修运河的初衷，学者林杰认为，隋炀帝开运河就是为了欣赏江南的风光、贪恋并利于掠夺财务、耀武江南，为了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奢侈享乐权力，并非为了贯通南北商贸、造福农耕水利，为了镇压南方“叛乱”或“开通济渠”的水运需要。《隋书》、《资治通鉴》及唐诗的记载有大量篇幅和较为明确的评说，如：（大业元年）杨广再次发淮南诸州郡兵夫十余万开邗沟，旨为邗沟能适应大型龙舟通航，为炫耀奢华享乐，还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筑了离宫40多所，沿线宫殿相望，气势壮观（《隋书》）；修河中残暴地驱使农奴、专横独断、急功近利、骄奢自态、挥霍无度、胡作非为等，给当时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具有不可逃脱的历史罪过（《资治通鉴》）；修河殃民过度，“下寨之处，死尸遍野”，造成了“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取尽脂膏是此河”（李敬芳《注河直进船》），“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皮日休《汴河铭》）。翁俊雄等学者认为，杨广修河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并造成了劳动力的大量死亡，尤为重要的是，在隋贫乱时是不合时宜的。运河虽对唐及之后朝代的水运有益，但那是另外层面的内容。《运》剧对修河目的考辨不明，对修河中殃民贻害语焉弱化，对杨广奢华生活及对萧后感情的过度渲染以及杨广唱唐诗《春江花月夜》等，都是历史剧不遵从史实的表现。有的报纸宣传却称其做法很有新意，事实上是时下浮躁的学术心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味标新立异取向的艺术选材及其阐释视角的反映。

　　其次，关于音乐选材及其运用问题。唐文中以其作中仅将民歌旋律用作运河主题而非隋炀帝主题来回应笔者对其选材扬州民歌《拔根芦柴花》不当的质疑，并以普通观众及剧组中演员对音乐的赞美之辞来说笔者的学术质疑是“南辕北辙”式的错误，从而辩其音乐运用的合理性。笔者不得不赞叹唐先生辩术高超！运河是流淌至今，但《运》剧写的是隋唐时期的运河，用着明清或更晚以后的民歌，其间关系是否对应？这种偷换概念所带来的时空穿越感还表现在第三幕隋炀帝和萧后欣赏岸边风景性起而唱的《春江花月夜》！其实，笔者倒是想劝唐先生，隋炀帝对当时与《春江花月夜》相似的《玉树后庭花》可能是熟悉甚至喜爱的，而《玉》是有谱可用的。另外，而隋炀帝作为陕西华阴人，为什么不能对家乡音调有些许眷顾呢？而非要把音乐材料限定在约请创作的江苏地区，从而违背音乐史实？而观众和剧组对音乐的赞辞，只能说明音乐本身动听或唐先生创作技术高超，和选材的遵从史实与否是两个层面的概念。

    再次，关于集合外力创演鸿篇巨制歌剧及其相关的问题，唐文以其创演团队深入采风及创作的艰辛来回应。唐教授又是在为辩而偷换概念，也没用理解笔者的意指。我的担心是，创演单位丢却江苏自身创演优势而借力外来名家是急功近利之举。鸿篇巨制自然可能会有吸人眼球的舞台呈现效果，笔者也不怀疑，但中国歌剧的生态环境不成熟，巨制的效益何在？文化部长蔡武在不久前发言还倡导小剧场戏剧，并非居其宏一人！而15年没有原创歌剧的历史，也不能作为鸿篇巨制的理由吧？相反，没有经验，更应该踏实严谨地从小探研才是啊！

    “存在即合理”（黑格尔），《运之河》在刚刚结束的湖北武汉中国第二届歌剧节上斩获七个奖项，从中可见历史剧吸引大众及专家喜爱之处。这也许是唐先生回应笔者的底气所在，也许是我等质疑应该箴言之所在。因为观看歌剧节后，针对该剧就有乐评人在其微博上评，此次展演剧目总体印象是“大而杂，土而简”，且都蒙上了浓厚的晚会效果，这与真正意义上的歌剧存在着差别；作品没有一部是触及心灵的，缺乏内涵、缺乏个性、缺乏意境；一股脑儿的外在效果充斥舞台……一句话，没有歌剧的魂……他进而反思：难道我们的歌剧创作及歌剧艺术，就是为了评个大奖吗？为此还提心吊胆，大呼小应甚至“头破血流”有意义吗？名利主义、政绩主义，永远不是歌剧艺术发展的真正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