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广播音乐会”恢复创办50期启示录

　　“星期广播音乐会”在新老乐迷们狂热的掌声中，又开始了新的使命。

　　这个深受沪上音乐大众亲睐的老品牌，从三年前恢复举办至今，因突出“亲民化、平民化”而受到大批乐迷的追捧，被人称之为“平民音乐会”。尽管音乐会带有普及性，演出时间在上午，可丝毫不影响听众的兴趣，依然深受欢迎，关键在于：它“让老百姓看得起音乐会，走得进音乐厅”。不少头发已花白、二十多年前曾忠实地守在《红灯牌》收音机前收听“星广会”的乐迷，而今坐在了音乐厅里使劲地在鼓掌。因为，他们花了一份吃“肯德基”的钱，就走进了上海音乐厅。

　　指挥家曹鹏意味深长地说：“交响乐的普及是植树、是铺路，愿‘星广会’使上海这座城市像音乐一样美妙”！

　　无疑，与时下演出市场票价动辄数百数千的“高价艺术”相比，“星广会”是个培养听众、培育市场、形成健康的音乐生态环境、惠及更多平民百姓的善举。

　　可这个善举，何时又能“阳光普照”上海人的音乐生活，惠及更多的普罗大众？面对百姓怨气很大的久治不愈的“高价艺术”问题，以及演出商大呼音乐会难做，音乐场所感觉经营困难的问题，有关部门也颇费思量，迄今还未能破解。虽然造成“高价艺术”的原因很多，但其关键节点在哪？谁来破解“高票价”这道难题？

　　高票价顽症之一：公共资源机构建成后急于推向市场

　　一些思考乐坛问题的人知道：现在，无论国内外，严肃音乐会几乎全靠政府补贴和企业赞助才能得以实现。而政府投资的音乐演出场所、剧院和乐团，都负一定的社会公益性质，同时还肩负着为民众普及音乐、提供健康生活情趣的社会责任。

　　可问题在于，政府投资兴建和改造的一批剧院、音乐厅，还没有承担起公共资源的责任，很快就被推向自负盈亏的市场运作机制中去。由于剧场、音乐厅的日常维护、管理等费用过高，音乐市场的消费机制尚不成熟，迫使剧院音乐厅经营者提高单场演出的码价，致使演出团体的成本不断上升，音乐市场的生态环境的恶化。

　　一些演出商告诉我：“香港特区为何能实行低票价，做法值得借鉴。不管你是专业还是业余团体，只要演出有公益性质或者对市民有益，都可以向特区政府提出补贴申请。这样一来，比如原来10万场租费只需几万就可，票价自然低了下来。除了香港，新加坡也如此。这种普及音乐会，既培养了听众，又培育了市场。剧院、音乐厅的社会公益性使市民得到了实惠。”

　　其实，欧洲许多国家的知名表演团体都在政府的支持下，为普通大众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柏林爱乐每年在郊外举行免费“森林音乐会”；英国皇家节日大厅每个周末都举办普及型音乐会；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新版歌剧门票，最高也就100欧元等等，其背后都是公共资源机构发挥了主导作用，使市民得到了精神享受。

　　指挥家汤沐海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我认为，过去的中国，与国际交流太少，在那种环境下，人们对音乐有种饥渴感，艺术家对金钱利益考虑的很少。今天的中国，音乐环境宽松了，可是功利性也上升到了一个高度。而现在的欧洲，心态比较平和，古典音乐是他们的民间音乐，人们可以有很多文化上的选择。

　　我以为，一个出色的演奏家、音乐家应该用灵魂去演奏，用灵魂去指挥，而不是追求音乐以外的名利。如果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思想附着在艺术的翅膀上，它就显得沉重而无法自由自在地翱翔。”

　　汤沐海说：“在国外，音乐会票价没有那么高。无论在德国、比利时、芬兰等欧洲国家都是这样。我曾经工作过的芬兰国家歌剧院，最新的歌剧、最好座位的门票，不过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现在国内有些音乐会门票动辄上千块钱，老百姓怎么看得起？举个例子，慕尼黑音乐厅一场演出最高票价也不过90马克，约合45欧元，450块人民币，但他们普通月收入在2500欧元左右，也就是25000块人民币，算算看这个比率占多少？ 但是，实际上这个座位的价格远远超出票价，政府或者基金会将这部分作了调节，用什么样的方式调节，我们不得而知。欧洲许多文化设施，比如博物馆、画展，经常免费对公众开放，老年人甚至坐火车和公共汽车，都可以享受免费待遇。

　　启示一：SMG音乐部党总支书记、“星广会”总策划人陈接章说：“星广会”三年来，坚持“高品质、普及型、低票价”的定位，吸引6万多名观众走进剧场，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星广会”证明了政府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高票价顽症二： 音乐场所错位了成了商业性赢利场所

　　然而，当公共资源机构角色错位，成了一味追求商业盈利的场所后，演出团体的成本，就大大增加，最终全部转嫁到音乐大众身上。

　　上海一位老资格的演出商对我说：“我们不要指责外国表演团体票价高，我们先问问国内表演团体的票价，为何降不下来？我觉得，原因之一是演出成本太高！上海的一些顶级演出场所，一场音乐会需要支付给演出场所的费用有：昂贵的场租费，周末再加10%；票版费一元一张；节目单柜台费300元；贵宾室使用费、化妆间费，（如用VLP室一间500元）；超版费20%；还有：出票代理费、摄像机位费、字幕机使用费等等，就连付了场租的演出在门口挂个广告牌，一天还得另外收取数千甚至上万的费用，你说演出成本能不高？音乐场所提供的任何服务，都需要花钱买！当然，有的该收，而有的收的根本就不合理！如此一来，演出商为保住血本，不得不在票价上动脑筋！”

　　不少演出商还反映：“国家投巨资建造的公共资源，肩负着社会公益性质，现在却成了纯商业性赢利场所，这使得同样肩负着社会责任的表演团体，无法享受到公共资源的好处，这种做法，在全国演出场所中带有普遍性。我们敢肯定，演出成本过高的问题能解决，票价肯定能降下一块！”

　　启示二：“星广会”能够坚持到现在，关键在于将演出商、演出团体、演出场所、媒体、赞助商等资源成功整合在一起。做到了赞助商拿一点、“星广会”贴一点、演出团体让一点、演出场所费用低一点，百姓就得到了实惠。

　　高票价顽症三：出票代理索价过高

　　如何让音乐会重现生机、自力生存，惠及市民大众？一个最简单的办法，除了给表演音乐家的报酬合理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让其它花费跟着下降。现今的“出票代理费”索价过高就是一个顽症。

　　北京的一位演出商对我说：“目前在全国，出票代理价的均价在15%左右，这已经不算低了，因为现在一般人的收入，还不能经常走进音乐厅。可是在上海，有的场所出票代理费高达25%以上，也就是说，卖出一张票，代理方要抽取票额的二成半。不仅如此，还要设上限，超过部分另外再抽取，这让演出商实在难以承受！”

　　前不久刚从俄罗斯考察回来的“星广会”总策划陈接章对我说：“俄罗斯政府近年来投资建了很多剧院，他们有类似像我们东方书报亭那样的小报亭，一个人、一台电脑，所有的演出门票，报亭在三个月前就开始出票，收取代理费10%左右，这种低成本操作的方式，使政府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票价自然就降了下来。这种做法，给了‘星广会’很多启发”。

　　启示三：“星广会”坚持30至50元的低票价面对大众，因为一般百姓消费得起，出票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去年有十多场音乐会出现了一票难求，还出售站票的情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形成良性循环的出票机制后，可以减少很多花费，直接惠及市民。

　　高票价顽症之四：无序竞争把大腕明星及老外宠坏了

　　几乎所有音乐家都明白：几百年来，古典音乐如不是呼吸着音乐大众的“氧气”，恐怕早已窒息而死。可对一些无良艺人和他们的经纪人而言，已经习惯了从大众的钱包里拿钱过好日子。个别大腕明星漫天要价，经纪人之间的无序竞争，哄抬了明星的码价，不但扭曲了过去纯朴真诚的欣赏环境，也因音乐品质的沦丧而流失了听众。

　　从事了20年演艺工作的上海爱乐协会秘书长段为亮说：“这些年，我最深切的体会是，我们把明星及老外宠坏了。国内的大腕索要高价已经不是新闻，要命的是那些准明星、准大腕，唱几首歌就开价20万，还要负责车旅食宿费，这高成本必定摊到大众身上。还有，十几年前，老外来华演出费用都是自己承担。现在，免费的午餐已经不存在，老外开出的价格往往高于国际市场的码价几倍。帕瓦罗蒂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位大佬在国际市场上的码价最高在1。5万至5万美元左右，可国内两家演出公司的自我抬杠，活生生地将出场费抬高了10多倍。由此造成了一个假象，中国人非常有钱，就连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打着某某著名乐团的名义到中国演出，都可以得到回报。前不久混迹于京沪演出市场的“德国国家交响乐团”，就是利欲熏心的经纪操盘高手联手老外，上演的一出金钱游戏。直到北京一些报刊披露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支冒牌货。这种行经，目前充塞着演出市场！”

　　北京一位演出商告诉我：“前不久上演的‘长征组歌’，票价卖到680元一张。很多老听众以为是大型史诗《东方红》中的原版，纷纷前去观看。原来，经纪人使用了‘偷梁换柱’的方法，请了几个歌星表演，根本不是那回事。劣质的音乐激怒了听众，大批乐迷转头就走，连声骂娘。”

　　有评论家愤愤然地说：“不能就此让他们轻意得手，将昧着良心赚到的黑钱毫无罪恶感地装入腰包，应该让他们吐出来！”

　　启示四：“星广会”有一支专业的从事市场演出的团队，他们的付出，没有任何奖金。在坚持低票价的同时，又保证了音乐会的高质量。几年来，在“星广会”的组织下，上海五大乐团、五大指挥，以及国内外的众多名家，纷纷加入这一行列，以向市民提供严肃、经典的音乐为己任，不讲报酬，不讲条件，为音乐大众奉献出一台又一台高质量的音乐会。

　　面对高票价这一百姓精神生活中久治不愈的“牛皮癣”；演出市场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到了该出重手整治的时候了！商人赚钱，天经地义，问题是，钱赚到有悖国情的份上，那就是普罗大众的不幸了。也许，演出公司和经纪人可以找出很多理由解释，我行我素，可付出最大代价是这个城市，音乐生态遭到“严重污染”，音乐市场根基将被掏空。

　　手头有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上海爱乐者协会有份调查说，申城真正的乐迷，仅5000人左右，这对一个有着16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来说，令人无法想象；另一份调查则显示，平均1000个大学生中，只有150人每年能听一次现场音乐会，音乐普及率的低下，难与欧洲一个小城市相比。音乐普及率难以提高，原因固然很多，但最大的问题在于：“高价艺术”吓退了大批忠实的观众。

　　上海的发展令世界瞩目，唯独音乐人口的发展迟缓，百姓音乐生活，难于与这座国际性大城市的地位相匹配。而复办了50期的“星广会”，弥补了市民音乐生活中的不足。不但解决了普通百姓“走得进音乐厅、看得起音乐会”的问题，又普及了音乐，培育了市场，破解了“高票价”的难题。

　　从中，我们又该得到什么启示呢？ （施雪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