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志光

　　自二十世纪前期刘天华先生开创第一个二胡学派以来，二胡艺术怎样继续提高、不断发展，能人志士们都在分头探索。当代杰出的二胡演奏艺术家闵惠芬女士则从二胡接近人声、富有歌唱性的特点出发，广泛地从戏曲、曲艺、民歌和诗词音乐等我国传统声乐艺术中吸取养料，通过对“声腔二胡化”——通俗地说就是用二胡来艺术地再现“声腔”的探索和实践，进一步提高了二胡音乐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从而为二胡艺术开辟出一片新的领域。

　　闵惠芬的这种探索和实践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她在著名京剧音乐家李慕良先生的指导下，花了四个月的时间用二胡学拉了《卧龙吊孝》、《逍遥津》、《李陵碑》、《文昭关》和《珠帘寨》等八个经典须生唱段。通过这次对京剧音乐的学习，她深有感触地说：这才真正接触到了民族文化的精髓，体验到了民族音乐深层次的声律、节奏和神韵，对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的认识，从感性的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对二胡表演艺术的发展有着全新的启迪。所以闵惠芬郑重地把这次学习看作是自己艺术生涯中的一个突破点，甚至是后半生艺术追求的新起点。一个已经有着高度成就的器乐演奏家，对一次为时并不长的学习有着如此深刻的评价，是值得关注的。

　　纵观我国音乐的发展史，曾占主流地位的歌舞音乐从远古的乐舞到唐代的宫廷燕乐达到了它的顶峰，其标志性作品就是著名的《霓裳羽衣曲》。继唐而起的宋代，因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与市民音乐的繁荣，我国音乐的主流由宫廷转向民间，由贵族化转向平民化，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形式由歌舞转向戏曲，同时民间的说唱音乐也已高度成熟。从那时起到二十世纪中叶，在这千余年的时间里，我国广大城乡民众所能享受到的具有专业性质的音乐生活主要是戏曲和曲艺。在如此漫长的时期中和广阔的地域上，经过多少代戏曲和曲艺艺人呕心沥血的培育，我国的这两门表演艺术达到了空前发达的程度。据新中国建立后的统计，我国戏曲和曲艺光剧种和曲种都在三百个以上，至于具体的戏曲、曲艺团体和专业的从业人员其数量更是其他与音乐有关的表演艺术种类所无法比拟的。这还只是在“量”上的一个比较。

　　戏曲艺术是集我国传统艺术之大成的综合艺术形式，它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等多种组成部分，但从戏曲的名字中那个“曲”字就可以看出音乐是戏曲艺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成分之一，所以说中国的戏曲是音乐的戏剧。也正因为如此，在戏曲演员的基本功“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中，“唱”是占第一位的。因而在民间有把戏曲演员叫做“唱戏的”，更有把看戏干脆叫“听戏”的。在民间还有“唱戏的腔，厨师的汤”一说。我们中国的烹饪文化是被公认为举世无双的，中国厨师之所以能烹制出无与伦比的美味佳肴来，离不开用母鸡、猪肘等食物之精华所吊制而成的那锅鲜美清醇的“高汤”。而戏曲演员则把声腔艺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境地。艺术本身是以不同的媒质来典型地反映现实和表情达意的，而音乐在抒发人的内心情感方面更有其独到之处，它能直达灵台，细腻地刻画、描摹人物的精神世界。由于我国的戏曲题材十分广泛，人物丰富多样，情节纷繁复杂，所以抒情性的唱腔更是获得了极为高度的发展。如曲牌体剧种中带“赠板”的曲牌，板腔体剧种中的“慢板”类板式以及加衬词、添彩腔的长拖腔，如河北梆子的“十三咳”，秦腔中的“苦中乐”、“麻鞋底”，京剧中的“满江红”、“节节高”、“九连环”等，都是以音乐旋律来尽情抒发人物情感以激起观众强烈共鸣的精彩段落。这些流丽酣畅、一泻千里的演唱，常能离开舞台的视觉形象而深入千家万户，使欣赏者闭目凝神，一摇三晃地品味其中的滋味而达到如痴如醉的境地。到这里又有一比，即戏曲的声腔艺术与我国书法艺术的比较。我国的书法艺术从用笔、结构到章法，其浓淡枯湿，起承转合，抑扬顿挫，收放开合，轻重缓急，阴阳刚柔，血肉筋骨，疏密虚实，旋律节奏直至精神、气质、肌理、品格、韵味、意境、境界等几乎囊括了我国艺术所讲究的全部，所谓“一画之笔迹，流出万象之美”，把个线条的艺术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您来细细地品味以旋律为线条的戏曲的声腔，它也具有书法艺术所拥有的全部，它同样把声音的线条艺术发挥到了极致的境地！您只要静下心来去接触、咀嚼、品味我国戏曲的声腔，就会惊叹，就会领悟什么叫“博大精深”和“高不见巅，深不可测”！“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在这最能表达情感的人声中，寄寓着我们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伪恶丑的鞭笞，塑造和表现出大千世界各色人等的形貌和灵魂，并且达到了精细入微的地步。所以当二胡大师闵惠芬女士一旦进入有国剧、国粹之称的我国戏曲代表性剧种京剧音乐后，发出如此深的感叹和如此高的赞誉原是情理中的事，因为她是真懂音乐的大行家，而不是那些以炫技为能事的匠人。

　　其实我国许多有大成就的器乐名家都受到过我国戏曲、曲艺等民族民间音乐的熏陶和滋养。有“胡司令”美誉的二十世纪我国弓弦巨擘刘明源先生，从五岁开始学习京胡、板胡，七岁便登台表演京胡独奏《夜深沉》，并专业从事过评剧的创腔、配器和二胡、板胡的演奏工作，又遍学江南丝竹、广东音乐、河北梆子、秦腔、迷糊等，可以说是见什么好就学什么，几乎掌握了我国的各种拉弦乐器，被誉为是在民族民间音乐的“染缸”里“浸泡”出来的音乐家，特别是他的板胡和中胡的演奏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至今无出其右者。又如当代在琵琶艺术上有杰出成就的刘德海大师，从一开始学乐器就受到江南丝竹和越剧、沪剧、评弹等戏曲、曲艺音乐的影响，后来又学习过梆子、京剧、秦腔、皮影戏和北方曲艺等音乐。刘德海曾撰文说：“今天，在我所演奏的音乐中，已经大量渗透进戏曲音乐的表现方法……。中国戏曲音乐那种绝妙的韵味，入微的情趣，虚实结合、抑扬顿挫的艺术表现手法是西洋音乐所无法比拟的。”上世纪中叶我国还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那就是学山西中路梆子出身的郭兰英，她演唱的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她的演唱至今仍代表着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最高成就。这些艺术家的音乐之所以那么动听、耐听，毫无疑问与他们具有深厚的戏曲、曲艺等民族民间音乐修养是密切相关的。

　　现在再回到闵惠芬的声腔二胡化的探索和实践上来。闵惠芬自学习了京剧唱段后，随即把它们搬上了舞台，并立即产生了显著的效果，甚至出现了她拉一句，剧场中就响起一阵掌声和喝彩的这种独奏节目极为罕见的场面。于是她一发而不可收，并由京剧向其他剧种延伸，进行了更广泛的求索。她自编自演，拉越剧《红楼梦》唱段《宝玉哭灵》，拉歌剧《洪湖赤卫队》选段《洪湖人民的心愿》，拉黄梅戏《打猪草》，拉房晓敏编配的粤剧《昭君出塞》，拉顾冠仁编配的昆剧《牡丹亭-游园》，甚至把古老的琴歌《阳关三叠》也改编成二胡曲进行演奏。其实严格地说，“声腔”是我国戏曲音乐的一个专用术语，指那些有渊源关系而在音乐和演唱上有许多共同点的腔调，如昆腔、高腔、梆子腔、皮黄等。但闵惠芬从我国戏曲声腔中发现了传统声乐艺术的美，从而把“声腔”一词作了泛化，也兼指曲艺、琴歌和民歌等其他传统声乐了。闵惠芬的这种声腔二胡化的规模化探索和实践，在拓展二胡音乐新领域的同时，她的运弓按弦也有了新的进展，变得更为丰富细腻而有张力，艺术风格也在原来的清丽委婉、深沉激越之中逐渐凸现出雄浑豪迈、大气磅礴的气概，达到了一种更为高远的艺术境界。闵惠芬的这一收获在她演奏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二胡音乐的巅峰之作，也是同一时期整个民族音乐创作上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篇。从某种意义上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长城”，这样宏伟深广的巨大题材用两根弦的二胡来表现原是不敢想象的，但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不但做到了，而且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这部作品的音乐语言听起来非常熟悉亲切，但又说不出具体运用了什么特定的素材。时而是高亢激越的京风，时而是细腻隽永的书韵，时而又是古朴典雅的琴味，总之有一种不容混淆的中国音乐所特有的民族气质。作为这部作品的二胡独奏首演者，闵惠芬不仅令人叹服地完成了她的任务，她在把自己的二胡演奏艺术借此推向又一个高峰的同时，也使整个二胡演奏艺术上达了一个新的台阶。闵惠芬的这一成功，除了她拥有深厚的学识、艺术素养和扎实全面的专业功底外，跟她多年来对声腔二胡化的深入探索是分不开的，这使她如握“庖丁之刀”般地进入了艺术创造的自由王国。也正因为目前还极少有二胡手能像闵惠芬那样对民族声腔艺术作如此深入的探索研究，所以至今还很难有人演奏《长城随想》能达到闵惠芬所具有的那种“博大境界中的民族神韵”。

　　就在闵惠芬向民族民间深挖细掘的同时，以高等音乐院校为代表的二胡界则把视线和手探向了西方，不断把炫技性、高难度的小提琴曲等移植、改编成二胡曲来演奏，如《卡门》、《流浪者之歌》、《查尔达斯》、《野蜂飞舞》、《无穷动》等等。我曾经把宋飞用二胡演奏的《野蜂飞舞》放给一位朋友听，他明确表示，其在著名高等音乐学府从名师专攻小提琴专业的儿子尚未达到这个水准。可见，我国新一代二胡顶尖高手的演奏技艺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但是与真正的小提琴高手相比，二胡在炫技性演奏上其辉煌与华丽总是有差距的。这倒不是拉二胡的比拉小提琴的智与能低，而是乐器本身的局限。小提琴有四根弦，有指板依托，运弓擦弦为朝下一个方向；二胡为两根弦，无指板依托，运弓擦弦有内外两个朝向，换把、大跳距离远。二胡演奏小提琴炫技性高难度作品而达到能欣赏的境地，已足见演奏者非凡的能耐。但事物往往是相对的，换一个角度，局限可能就是所长。无指板的两根弦可以通过改变弦的长度和按压改变弦的张力更自由地使音高发生微妙变化，可以通过手指直接按压马尾和抵顶竹弓，使运弓擦弦所产生的效果更丰富细腻多变。因而用二胡演奏《二泉映月》与《江河水》，以其沉郁与凄怆的效果为标准来要求小提琴，那提琴手也会挠破头皮的。所以，如果说辉煌和华丽二胡不及小提琴，那么沉郁和凄美小提琴也不如二胡。这就是二胡存在而且应该发展的理由。再进一步探讨，二胡音乐与小提琴音乐的不同，既在乐器似乎更在东西方人对艺术美的理解和追求上。西方的艺术讲究美丽、漂亮、有冲击力，其最高理想的标志物是“钻”，光焰四射、七彩缤纷、耀眼逼人、令人惊叹；而我们中国的艺术注重韵味、含蓄、有持久力，其最高理想的标志物是“玉”，光焰内敛，“绚烂之极复归平淡”，温润敦厚，耐人摩挲玩味。这种现象在艺术等众多领域都有反映。如西方的钢琴音乐是多么光辉灿烂，而我们中国有三千年历史的古琴音乐却推崇“清、微、淡、远”；西方的绘画艺术以浓得化不开的“油画”为最，而中国绘画恰以化晕为特色的“水墨”山水成就最高；法国的家具是多么金碧辉煌，而中国以简到难以再简的线条构成的明式家具而达到顶峰；西洋饮料咖啡是那么浓烈，中国饮品龙井是那么清醇；甚至连观赏鱼都是这样，洋品种热带鱼是那么光怪陆离、色彩斑斓，而中国的金鱼无论是色泽、体形和动态都是那么文静、优雅。所以二胡搞炫技可以而且应该，但玩（play）不过小提琴。你用二胡在西洋人面前炫技，他们当然也会赞赏：好，了不起，二胡居然也有这样的表现力！但闵惠芬拉非炫技性而具有我国浓郁民族风格的二胡曲能获得美国指挥大师奥曼迪“超天才的二胡演奏家”的高度赞美，能使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伏案恸哭！波士顿交响乐团则撰文称其为“世界伟大的弦乐演奏家之一”。“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特别美的东西拒绝“包装”，天生冰肌玉肤何须粉黛。不炫技而能打动人的音乐美得多么深，却是那么难！

　　时代在前进，艺术要发展，我们理应有胆量、放眼光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来滋养、独创我们的新文艺。当年刘天华先生发现了西洋音乐的好处，于是学西洋作曲，攻西洋乐器，但更不忘深入学习各种民族乐器，广泛收集、整理民间音乐，请民间艺人来家合奏，为梅兰芳先生听记《梅兰芳戏曲》乐谱……一手伸向西方，一手伸向民间，于是创作、演奏、授艺，创宗立派成中华一代民族音乐伟人，开华夏一代民族音乐新风。而目前二胡乐坛的现状是，在继承发扬民族和学习借鉴西方方面比例有所失调。与学西方、攻技术形成潮流相比较，闵惠芬的声腔二胡化似乎一直在孤军作战，近三十年以来几乎不大有人演奏此类二胡作品，除闵惠芬自己以外可以说更无人灌录此类二胡音乐，尽管人民群众倒是非常欢迎的。当然，二胡学民间不一定是声腔化，但总感到学民族、民间远不像原先那么有感情讲理智，令人仰望的高等音乐学府的二胡甚至整个民乐离养育自己的民间渐渐远去了。

　　西方者，大致也就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吧，其物质方面的科学、工业、经济确实是领先了一步，但属于精神产物的文学艺术未必就一定也比我们强。据说世界艺术有三大高峰，古希腊的雕塑，中国宋、元的山水画和近代德国的交响音乐，我们已三占其一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兰芳先生应邀赴美国和苏联访问演出，受到了两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他被两所美国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结识了卓别林、罗伯逊、高尔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肖伯纳、布莱希特等世界著名文学艺术大家，从而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中国梅兰芳的京剧表演艺术与德国的布莱希特表演体系和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被认为是世界三大表演艺术体系，我们又三占其一了。

　　口之于味，有同嗜也。其实老外也真在行的，尝我们的小笼包、春卷，吃小绍兴白鸡、全聚德烤鸭，品清蒸鲥鱼、阳澄湖螃蟹，赏商周彝器，揭敦煌壁画，穿绫罗丝绸，玩明清窑瓷，为刘德海的琵琶、闵惠芬的二胡、俞逊发的竹笛、刘英的唢呐长时间鼓掌、跺脚……他们并不盲目，专挑好的！一位曾赴欧洲音乐之邦奥地利、德国留学九年的我国学者型民乐演奏家说得好：如果说出去后发现了外面的天有多高，才知道我们脚下的地有多厚！我们中国的音乐是多么内美！

　　文章到这里也该打住了。我只是想说，在向西看到了维纳斯和海伦的时候，别忘了我们东方的观音与西施。学民乐拉二胡的只津津乐道于帕格尼尼、海菲兹，而文人音乐不会欣赏古琴，民间音乐不懂戏曲、曲艺，那会使人想起一句成语“邯郸学步”——模仿的没学好，把自己原有的却给忘了。这时你拉的即便是《长城》，其中游动的还会是中华民族的精魂吗？

　　——毕志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