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许多三四十岁的人，都曾经把歌手罗大佑当成“偶像”，而今年五十三岁的罗大佑，在音乐上却一直有着一个偶像，他就是人称一代歌仙的作曲家陈歌辛。

　　2004年12月31日，罗大佑在首都体育场的“围炉演唱会”上，深情唱起一首来自陈歌辛的老歌《永远的微笑》。

　　2006年，陈钢随东南电视台到台湾录制一场大型演出，演出的前一天深夜，罗大佑来到陈钢住处，他跟陈钢商量，要加一段即兴的互动节目。

　　舞台上，唱完《童年》的罗大佑，又唱了《蔷薇处处开》、《初恋女》、《凤凰于飞》、《恭喜恭喜》等几首老歌的片段。罗大佑问观众，“你们熟悉这些歌吗？它们都是陈歌辛先生的作品，下面我请陈歌辛先生的公子陈钢跟我一起演出！”在雷动的掌声中，陈钢弹着一架白色的钢琴徐徐升到舞台中央，合作了那首《永远的微笑》。

　　打动罗大佑的那首《永远的微笑》，是陈歌辛写给妻子金娇丽的。陈钢说，那是母亲的一幅音乐素描，母亲长得像蒙娜丽莎，不仅有蒙娜丽莎一样“笑的脸庞”也有蒙娜丽莎式的“心的宝藏”。这首歌短到只有六句，却直抒胸臆缠绵真挚，或许正是这种情绪打动了罗大佑。

　　其实被陈歌辛打动的，又岂止罗大佑一个。导演王家卫也是陈歌辛的一个“铁杆粉丝”。他那部优雅的《花样年华》深深地打上了陈歌辛的印记。在电影《花样年华》讲述完那段凄美迷离的爱情故事后，片尾响起了周璇的原音，老唱片吱吱作响，将电影的怀旧情怀推向“化境”。

　　二

　　让罗大佑和王家卫一直追随、怀念的陈歌辛，是一个典型的旧上海文人，他生于1914年，很早就投身于歌台舞榭，曾师从德籍犹太音乐家梅也学习钢琴、声乐及作曲等专业知识（梅也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音乐教授），也曾跟著名作曲家弗兰克学习曲式，弗兰克是20世纪30年代流亡到上海的犹太音乐家，李德伦、韩中杰等许多音乐家都曾跟他学习作曲理论。在30年代的上海，有几百位犹太、白俄的音乐家，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窘迫，靠教授私人学生为生，这也为陈歌辛等人学习西方音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陈歌辛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弹得一手好琴，1930年，黎锦晖在上海创办了明月歌舞团，陈歌辛成为明月社的钢琴教师。这一年，他与学员金娇丽相识，陈歌辛风流倜傥才华横溢，自然是金娇丽这样喜爱艺术的小女孩所喜欢的。于是，十七岁的陈歌辛与十五岁的金娇丽，开始了他们的早恋。

　　金娇丽的父亲是一个大酒店的老板，陈歌辛则是一个平常的文人，他们的恋情遭到金家强烈的反对，但两个坠入爱河的年轻人对一切都不管不顾，他们在工作之余频频约会，甚至还多次一起跑到杭州去。这对私奔的凤凰并没有把金家大老爷放在眼里，在一张陈歌辛寄给未来岳父的贺年卡上，陈歌辛只写了四个字：胆大包天。女儿遇到这么一个才华横溢又无拘无束的音乐家，金家老爷真是束手无策，直到女儿有了身孕，金家才默许了这桩婚事。

　　有爱人相伴，有大上海写不尽的风浪乐事，陈歌辛的创作一直处于一种巅峰状态，《蔷薇处处开》、《夜上海》、《梦中人》、《可爱的早晨》、《渔家女》等歌曲，一首接一首。据陈钢描述，他在幼年的时候，经常看到父亲半夜时兴奋地叫醒母亲，展示他的得意作品。据陈钢回忆，父亲写歌称得上神速，有时一晚上能写出三四首来，“明天一拿出去，全流行”。陈歌辛这个阶段主要是给电影写插曲，但这些歌有几十首在上海滩的酒吧歌厅里传唱，据说，当时上海有四十多个大小电台，有时会同时播陈歌辛的新作。

　　除了给电影写歌，陈歌辛在他的青年时代还创作过许多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作品。他在1936年发表在《音乐教育》上的歌曲《春花秋月何时了》被视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第一部现代歌曲。陈钢说：“现在谭盾他们搞的东西，早几十年我父亲就搞过了，他没有学过作曲，没进过国立音专，是跟洋人学习音乐。父亲接受的西洋音乐的知识和信息，与欧美国家是同步的。”陈歌辛在当时也给国立音专的刊物投过几次稿，前两期刊登了，后来父亲被告知，他的音乐太前卫了，恐怕以后不能刊登了。

　　思维活跃、追求进步的陈歌辛，在1937年时，还创作了一首《度过这冷的冬天》的爱国歌曲，一度传到了新四军中。而当日军撤离上海，国民党“还都”南京，上海光复时，兴奋的陈歌辛还创作了一首后来广为传唱的歌《恭喜恭喜》。

　　1949年后，陈歌辛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上海音乐学院专门把他聘请去给作曲系的学生讲配器。一个没有留过洋，没进过音乐学院的人给作曲家们上课，这在现在是不能想象的，但当时的上海确实是中西文化碰撞的锋面，而陈歌辛这些后世看起来完全是天才的人物，正是那个特别的年代留给中国文化史的礼物。

　　三

　　在陈歌辛的几百首作品中，那首《玫瑰玫瑰我爱你》最具有传奇色彩。这首歌在二战结束后，由两个美国人翻译成英文，20世纪40年代美国最著名的爵士歌手弗兰克.莱恩把它唱遍了全美，在1951年，它登上了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第一名。弗兰克还出版了同名的唱片，风行全美。按照当时美国的版税计算方法，这首歌陈歌辛可以得到一百万美元的收入。陈歌辛获悉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兴奋地表示，自己要去美国把这笔钱领回来，买一架战斗机捐给志愿军，“去打美国鬼子”。但在当时，这是无法实现的。

　　三十年后，陈钢的弟弟陈东在美国演出时，遇到了弗兰克.莱恩，因为《Rose Rose I Love You》在美国影响实在太大了，所有的人都以为它是一首美国歌，但当陈东与弗兰克讲起这首歌是父亲创作的时，弗兰克兴奋得无以复加。从那年开始，弗兰克每年圣诞节时都会给陈钢寄一张贺卡，一直到2004年，九十岁的弗兰克在接受上海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还沙哑着嗓子，表露出异常兴奋的情绪。

　　而在1999年，中国女足在亚特兰大与美国女足决战世界杯时，全场华人高唱的，也正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四

　　像许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文人一样，新中国成立后，陈歌辛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社会的建设中。作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专职作曲，他先后为故事片《纺花曲》、《人民的巨掌》、《情长谊深》，美术片《骄傲的将军》、《乌鸦为什么是黑的》，戏曲片《盖叫天舞台艺术》等作曲，并担任了《女篮五号》、《山间铃响马帮来》等影片的音乐指挥。可是，也像许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文人一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作品也失去了很多光泽，写惯了十里洋场、才子佳人，突然要歌颂人民歌颂党，陈歌辛和他许多同代人一样，有点转不过弯来。

　　音乐界很快就开始了批判“黄色歌曲”的运动。刚刚卸任的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当年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批斗黄色音乐》，黎锦晖的歌成了黄色歌曲，陈歌辛的歌也成了黄色歌曲。在回顾这段往事时，周巍峙曾说，那时的他，真是“从无知到狂妄，从狂妄到乱说。”

　　在反右运动一开始，擅写“黄色歌曲”的陈歌辛就成了右派，天才的作曲家，成了安徽白茅岭农场里的工人。妻子金娇丽每次辗转来到白茅岭，看见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变得如此瘦弱和惊恐时，她都能真切体味到“心如刀绞”的感觉。饥饿、疾病，时时折磨着这个来自大上海的右派，音乐，成了一个遥远的模糊的抽象的东西。

　　但是1959年的一天，陈歌辛突然被生产队里的大喇叭唤醒了，里面播放着优雅、细腻而又激情四溢的小提琴曲。

　　《梁山伯与祝英台》，作曲何占豪、陈钢。

　　陈歌辛依稀听到了这些词语。“陈钢，那不是我儿子吗？”

　　陈歌辛此时的兴奋无以复加，他给妻子金娇丽写了一封信，索要一本《梁祝》总谱，他说要儿子陈钢签上名字，并给儿子提些建议。当时正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的陈钢，已经与父亲划清了界限，金娇丽也没有为这件事“麻烦”儿子，她买了一本总谱，带着它来到白茅岭。

　　没有人能够知道陈歌辛看到这本没签名的总谱时是怎么样的一种“悲欣交集”的心情，更没有人知道，陈歌辛要给儿子提些什么样的建议。陈歌辛没有能够度过1961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在这一年的1月25日，他那颗一直为音乐澎湃的心脏衰竭了，生命只有四十六年。

　　五

　　时隔多年，陈钢还是不太愿意回忆起这段不堪的往事。除了情感上的原因，一定还有音乐方面的。

　　在1957年后，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最常听的只剩下了一种音乐，那种激昂的、嘹亮的与政治生活结合紧密的军歌式的音乐。

　　在这种环境下，《梁祝》确实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已有太多文章描述这部小提琴协奏曲的诞生：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创作小组准备创作一首民族化的小提琴曲，浙江越剧团来的进修生何占豪提议把越剧《梁祝》改成弦乐作品，这一提议得到了校党委书记孟波的支持。因为弦乐系的同学只能写出旋律，却作不了大的协奏曲，于是正在作曲系读大四的陈钢加入进来。

　　陈钢起初并不情愿参加这个创作小组，因为那时候他正在准备他的毕业作品，而且生在音乐世家的陈钢，对管弦系的小师弟小师妹捣鼓的东西，多少还有点看不上，认为他们不是在作曲。但是他的老师丁善德说服了他，丁先生说：“这部《梁祝》，是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做好了，也可以算你的毕业作品。”

　　于是，不会拉小提琴的陈钢，开始与越剧团二胡演员出身的何占豪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在1959年的5月27日，上海的兰馨大剧院，十八岁的俞丽拿与音乐学院的乐团一起首演了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在最后一个音符落下之前，一直站在幕后的陈钢心里还非常没底，但听到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陈钢热血沸腾起来。首演获得了巨大成功，观众太热情，俞丽拿不得不与她的同学们把这部作品从头到尾再拉一遍。

　　六

　　有陈歌辛这样一位天才的作曲家父亲，陈钢成为音乐家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陈钢却一再说，父亲对他作曲技术上的直接指导并不是很多。陈钢幼年时是跟随一位匈牙利籍的钢琴教师学习钢琴，当时风华正茂的陈歌辛正处于创作的最旺盛阶段，他并没有刻意培养儿子。儿时的陈钢非常怕那位严厉的匈牙利教师，在十四岁的时候，陈钢就虚报年龄参了军。

　　但是命中注定要与音乐相伴的陈钢，到了部队里还是成为了一名文艺兵，并在195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

　　作曲方面，父亲对他的影响主要是概念上的。陈歌辛是一个涉猎广泛的杂家，他从小就跟儿子说，要用三只耳朵听音乐，“一只耳朵听古典音乐，一只耳朵听现代音乐，一只耳朵听流行音乐”。这种视野与概念的影响伴随着陈钢的一生。或许正是这方面的原因，在《梁祝》之后，陈钢不断地写作出脍炙人口的作品，包括《苗岭的早晨》、《金色的炉台》和《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这些创作于“文革”中的作品，在那个年代是最受欢迎的。当时在上海交响乐团任首席小提琴的潘寅林，是这些作品直接的催促者，当时国外的经典作品都已经禁演了，流行歌曲不让唱，潘寅林等人演奏的小提琴作品，成了音乐爱好者的最爱。陈钢用他那敏锐的神经捕捉到人们的脉搏，“那个年代是抑郁的，我就写光明，写《苗岭的早晨》；那时候人们是寒冷的，我就写《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这些音乐温暖了一个时代的心灵，它们怎么会不受欢迎呢？”

　　有趣的是，许多人在那首《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的钢琴伴奏中，发现了爵士乐的切分节奏，这段伴奏有效地烘托了曲子热烈的气氛，更成为小提琴曲创作中一个新颖动人的片段。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音乐学院的课堂上，是不大会出现爵士乐的内容的，或许正是陈钢血脉里流淌着的歌仙的血液，在创作的一瞬间澎湃起来，然后从指间滑落出这一段奇异的音符。

　　摘自《闲话之一：玫瑰与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