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贝多芬的一位朋友问他：“在你创作的交响曲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部?”“那，不论怎样说，也是《第三交响曲》(英雄)啊。”“是么?我一直以为你喜欢《第五交响曲》(命运)呢。”“不，毫无疑问，是《第三交响曲》。”在每一种贝多芬传记上都没有遗漏过这样的记载，这说明了贝多芬对这部交响曲的一往情深。这段对话是在《第九交响曲》完成之前出现的，虽然《第九》诞生之后，他的回答也许有所改变，但是，贝多芬在当时已经相当受欢迎而且作品本身也可以说完美无缺的情况下，能够毫不犹豫地表明他喜爱《第三交响曲》，可见贝多芬在他的作品中把《第三交响曲》置于什么样的地位上，是显而易见的了。
    1805年，也就是贝多芬35岁那年的4月7日，在他亲自指挥之下，在维也纳大剧院举行了值得纪念的《第三交响曲》首演。其实，这天并非是真正的首演，因为，去年8月和12月，已经进行过不公开，或者半公开的演出了。而且，包括那两次不公开和半公开的演奏在内，此曲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听众的非议，而主要原因是太冗长。一般的交响曲最长不过30分钟就结束了，这是当时的习惯；可是，《第三交响曲》却几乎长了一倍。听众们都被长长的音乐拖得不耐烦了，甚至有人起哄：“适可而止吧，如果停止，我再付一块钱!”评论家们也冷言冷语：“这音乐太令人厌烦了，既冗长又杂乱无章。”也有的人干脆说:“贝多芬把它改编成七重奏倒好一些。”简直把它当作“怪物般的交响曲”了。
    1805年11月1日，在柏林也演出了《第三交响曲》，听众和评论家的反应依然如故。就连后来与贝多芬交往甚密的评论家罗霍利茨也责备这部作品太长。他指责说：“超出了人的耐力极限，一个小时毕竟太长了。”可是，贝多芬听到这些话却振振有词地说“我写这部超过一个小时的交响乐还嫌太短呢。”不论别人怎样议论纷纷，贝多芬自有他创作这样庞大的作品的道理。
    促使贝多芬创作这部划时代的《第三交响曲》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曾经一度使他几乎坠入死亡的深渊的可诅咒的耳疾。贝多芬的耳疾到底从何时开始，已无从查考。即便查阅他自己的笔记，也有1796年和1798年两种说法，难以确定。不过，1801年6月29日，他写给波恩时代的好友维格拉的信中，第一次提到了他身上的苦恼。“……病魔在使我痛苦。倒也不是别的，是从3年前开始，我的听力就急遽下降了。……我过着悲惨的日子，我无法对人启齿，说我是个聋子。如果我干别的行业倒也罢了。可是，耳朵是我谋生的工具啊。因此，我更加悲惨……”贝多芬刚刚发现耳朵异常就悄悄地去医治，但是，病情不断恶化。他最害怕的是把他的病传扬到社交场里去，这条消息一旦传出，首先那钢琴界的劲敌就要争夺王位，那些大力支持他的贵族们也会因他没有前途而撒手不管。而且，那时音乐家的地位十分动荡，转瞬之间就可能失去经济基础。因此，他有意地避免在人群中出现。在他如此暗淡的心境中，有人给他投掷了微弱的一线光明。那就是他对钢琴学生朱丽叶塔.桂察尔迪的爱情。著名的《“月光”奏呜曲》(作品第十四号)就是对她的爱情所创作的名曲。但是，他和朱丽叶塔的爱情并没有结果。在那时的社会，朱丽叶塔那样贵族的女儿，是不可能和一介贫苦的音乐家结婚的。
    1802年秋，贝多芬在疗养地海利根施塔特写下了那封非常有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海利根施塔特在当时是维也纳的郊外，现在已划为市内，乘汽车80分钟可达，是很近的地方。虽然它也毫不例外地受到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但是，昔日的残迹仍然处处可见。贝多芬写遗书的地方现在已成为贝多芬纪念馆。就在10月6日，海利根施塔特森林已经染成红色的时候，贝多芬给他家里的弟弟们写下了最后的话：“你们可能认为我固执、癫狂而又孤僻；其实，大错而特错了。我从孩童时代就是善良和温柔的伙伴。不料，这6年以来，我饱尝了耳聋之苦。愚蠢的医师把我的耳朵越治越坏，现在也不得不承认是慢性的耳聋了。……假若有人在我身旁，他能听见远方传来长笛的声音，而我却充耳不闻；或者有人听见牧羊人在歌唱，而我根本听不见，这是多么大的屈辱啊!……。假若，我来不及等到充分发挥艺术才能的机会，死亡就来临，那么，不论我的命运有如何乖舛，恐怕也应该认为这死亡来得过早了吧。但愿它再迟些到来。不过，即使如此，我也满足了。因为死亡也许把我从无边的痛苦中解救出来……”这是遗书中的一段，字里行间渗透着贝多芬当时绝望的心情。十分感人。然而，贝多芬写了遗书之后，却勇敢地驱走了死神。因为他正像鲍尔.贝克所说：“他虽然遭到尘世欢乐的拒绝，但他却深知创造带来的喜悦远远大于前者。”至此，他写过遗书以后，就和过去一刀两断，重整旗鼓、再振雄风，毅然地向第二次人生迈出了第一步。堪称他的第二次人生的曙光的作品，就是《第三交响曲》(英雄)。
    真正伟大的贝多芬的诞生是在他写了“海利根施塔特遗书”之后，贝多芬从海利根施塔特重返维也纳，写完《第二交响曲》就开始埋头创作他理想中的作品“英雄”了。《第三交响曲》(英雄)在贝多芬的作品中是为数极少的有标题的作品之一，那是他要献给拿破仑的作品。拿破仑比贝多芬年长一岁，生于1769年，原本是一个贫寒的青年军官，当26岁的贝多芬在维也纳乐坛上打下牢固的基础时，拿破仑已经身为法国的意大利方面军司令，平定了意大利，“科西嘉英雄”拿破仑.波拿巴的大名已经震撼欧洲了。1798年2月，拿破仑的副官贝纳德就任驻维也纳法国大使，贝多芬与贝纳德将军成为知己，从贝纳德口中亲耳听到了拿破仑的英雄事迹。有人说就是这位将军劝说贝多芬作曲献给拿破仑；但也有人说贝纳德将军与拿破仑关系不好，不可能劝贝多芬做这事。究竟孰是孰非，莫衷一是。总而言之，贝多芬把拿破仑当做了能给人类带来自由和平的救世主，把他奉为理想中的英雄，所以这部《第三交响曲》才具有与拿破仑相称的宏伟的气魄和博大的内容。1804年春，贝多芬完成了这部《第三交响曲》，他在乐谱的封面上题写了“献给拿破仑”，等待着向他呈献的日子的到来。不料，那年的5月18日，拿破仑登上了法国皇帝的宝座。听到这一意外的消息使贝多芬怒火在心中燃烧、立刻打消了呈献的主意。他的学生里斯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愤怒得像一团烈火，他大吼大叫：‘这家伙也不过是个庸俗的人!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践踏人权、恣意地满足他的野心和私欲了。他想踏在人们头上当一个暴君!’他撕碎了乐谱的封面，掷在地板上……”里斯描绘了一位非常热爱自由、非常崇尚正义贝多芬的形象，但是，他言过其词了。现在在维也纳乐友协会音乐资料馆保存的贝多芬的原稿只不过用钢笔抹去了“献给拿破仑的部分而已。(至于这份乐谱是否是当时的实物，还没有得到证实)。总而言之，贝多芬对拿破仑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他在乐谱上改写为“英雄交响曲，为了奉献给一位伟人的回忆”之后才出版。
    虽然这部交响曲和莫差特、海顿的交响曲一样也采用4个乐章，但是，它长大得无与伦比，到处都能看到他大胆地运用了独创的手法。在《第一交响曲》当中已经显露出某些独创的萌芽的贝多芬，现在已完全切断前辈的影响，完成了一个大的飞跃。因此，当时的听众和评论家感到惶惑是不足为奇的了。
    庞大的第一乐章，气势非常宏伟。降E大调的主和弦两次出现，然后大提琴奏出雄伟的主题，塑造出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奏鸣曲形式的第一乐章庞大得足够一部18世纪中期的古典交响曲。
    著名的第二乐章，不但庄严的葬礼进行曲部分十分出色，而且，令人联想到最后审判的号声引出来的赋格也十分雄壮。
    第三乐章是贝多芬最拿手的谐谑曲，请读者注意，贝多芬在这个乐曲上首次使用谐谑曲这个名词，而且在中间部(Trio)首次使用了3支圆号。
    最后一个乐章是由主题和8个变奏组成的雄壮豪迈的音乐，在末乐章加入如此庞大的变奏曲，和第二乐章采用葬礼进行曲一样，在当时都是极大的冒险。
    其实，如果初学者们以为这部交响曲就是贝多芬描述拿破仑的一生及其伟大的业绩的，那就误解了作者的本意了。作者贝多芬的题名是“英雄的”而不是“英雄”，瓦格纳认为贝多芬是在泛指人类的一切英雄行为和精神。假如贝多芬是为了歌颂拿破仑本人而写，那么，不论他怎样倔强，也不会在第二乐章里加入葬礼进行曲，而做出如此失礼的举动吧。而且，他也不会仅仅抹掉献词就罢休，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总谱付之一炬。德国的音乐理论家里茨拉在贝多芬评传当中关于《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有过这样的叙述：“的确，这是‘英雄的音乐’。但是，想以这部音乐来向拿破仑表达敬意的贝多芬，却在拿破仑身旁成为和他对立的英雄、成为永恒不灭的王国的缔造者而名垂千古了”。也许这句话才是准确无误地表达了这部交响曲和拿破仑的关系的值得记忆的名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