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西装精心剪裁，他抹过发胶的黑发闪亮，看起来如同或温柔或冰冷的香港电影明星。余隆在中国古典音乐界手握大权，与政要和金融巨头联系甚密。他同时在上海、广州和北京身兼要职，往往只有在飞向各地的候机时间，才有空接受采访。在采访的对话中，他总是显得专注而饶有兴趣，甚至向记者主动提问：“德国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

　　德国记者总会对这样问题中暗含的狡黠会心一笑。余隆曾于1988年至1992年在柏林艺术大学学习，他对德国的情况非常了解。德国人依旧认为，古典音乐会进入中国是殖民主义的连带效应，而爆发式的经济增长让中国人有能力有闲情得以欣赏从欧美舶来的古典乐。余隆也在采访中谈到，中国至少有有三千万琴童，在“虎妈”们的期许下，向着举世闻名的范例郎朗看齐。“这并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余隆就此深入探讨，“但音乐和艺术也是我们在现有物质条件下，了解和学习国门以外世界的方式。”

　　因为余隆平时在乐团工作中对于纪律及其重视，他总被戏称为“德国人”。而他内心深处认为，古典音乐确实可以作为一剂良方，为人们平衡远离政治与经济浪潮的精神生活。余隆笑称：“从文化传承来讲，我是半个德国人。”但除去他在德国的生活经历以外，他自己的成长经历也给他的思想留下深刻烙印。余隆1964年出生于上海——全国受到欧洲影响最深、观念也最开放的城市。他出生两年后，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他曾亲眼目睹红卫兵烧乐谱、毁乐器。他的祖父，曾谱写过《长征交响曲》的著名音乐家丁善德，其作品也像贝多芬和巴赫的一样被禁止演奏。在这段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疯狂的时间里，中国的许多优秀人才和文化遗产被毁坏殆尽。虽然中国总以文明古国自居，但这段历史，是抹不去的伤痛。

　　《南德意志报》

　　余隆在德国完成学业后，怀着要建立中国古典音乐生态的理想回国了。那时的他，一方面，面临重重困难和无数责难，而有些责难甚至来自他的同行或同学，那些接受了西方音乐教育，知道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和瓦格纳音乐魅力的人。另一方面，余隆发现在祖国人们对于古典音乐的诉求在不断增长，而当时的官方、业余的机构或组织完全达不到应有的水准去满足，中国的古典音乐界有巨大的潜力和成长空间。因此余隆在1998年和同道一起创办了北京国际音乐节，从此成为了国内最重要的音乐平台之一。两年后，经过严格筛选，他又在原广播交响乐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爱乐乐团。

　　就这样，余隆势不可挡地崛起了。2003年他被任命为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2009年起他担任亚洲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而在这个秋天，他将被委任为香港管弦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他有条不紊地完成了一切对中国来说还比较陌生的乐团搭建工作：制定节目单、设计系列音乐会、推出乐团资讯订阅、实行专业化管理等等。“大家都叫我‘德国人’，”余隆半玩笑半骄傲地说，“因为我总是在不停地强调‘纪律’和‘秩序’。但我以为这就是成功的秘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余隆指定的“纪律”中，还包含了西方的文化礼仪，诸如乐手必须规范着装，观众在演奏过程中不可以打电话、吃东西、讲话。

　　“余隆填补了重大的市场空缺。”《纽约时报》在报道余隆的经历时曾引用了文化赞助大亨Bonko Chan对他的评价。“他精通音乐，又有惊人的管理和公关技巧，也擅长和政府打交道。”因此，纽约的纸媒他为“中国的捷杰耶夫”——这也是许多音乐博客和电台节目中他的昵称，而不是“中国的卡拉扬”。如同捷杰耶夫一样，余隆也拥有良好的政治人脉。

　　在他的领导下，一座新的音乐厅在上海落成了。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因为自己的地位和人脉，余隆也面临在国内缺乏竞争的局面（如同卡拉扬在五六十年代的处境）。音乐会演奏和唱片销量已经证明了余隆是一个充满激情、大有作为的指挥，带出了一个成功的乐团。在上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从长野健（Kent Nagano）到帕沃-雅维（Paavo Jarvi），这些著名的指挥家同行都纷纷表示，余隆和他的中国爱乐非常优秀，但在合奏等方面依然有上升空间。“这需要时间，”余隆感叹，毕竟劲敌在侧，“虽然日本的交响乐团还没有达到西方的水准，但他们已经走了很远了。”

　　余隆与中国爱乐乐团在BBC Proms（逍遥音乐节）演出

　　由于余隆身兼数职，一直有不同意见，认为上海交响乐团和香港管弦乐团应该寻找更适合的新指挥来取代他。但余隆一直屹立不倒。但对于管理层来说，相比较提高音乐质量，一个乐队指挥更重要的能力体现在其他方面。而余隆是第一个把中国的交响乐团带到罗马-为教皇演奏的人，带到伦敦-登上BBC Proms（逍遥音乐节）舞台的人。

　　上海乐队学院

　　甚至，一个优秀指挥的能量不止于此。在余隆的领导下，去年九月，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在上海建成、开幕了。音乐厅的设计出自日本建筑师矶崎新之手，并不高奇，但有一种古典的美轮美奂。音乐厅有一个室内乐厅和一个可容纳1200人的大音乐厅组成。音乐厅白天也开放，演奏的曲目不一味走精英小众路线，也照顾大众口味。因为自己接受的是管弦乐团教育，去年秋天余隆还带领上海交响乐团与纽约爱乐连同上海音乐学院积极合作，为年轻音乐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乐队学院（上海乐队学院）。

　　“1998年，我们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时候，古典音乐会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而现在我们为古典音乐在中国建立了专业的平台，成为全国的范例。”我们的采访结束了。中国的捷杰耶夫-余隆，他将搭乘下一班飞机，飞向上海、广州或者香港，他无处不在。

    原刊于6月15日《南德意志报》

　　作者：米夏埃尔-施特鲁克-施罗恩

　　编译：顾草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