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值得信赖的车间主任——对“余张体制”的猜想与憧憬

　　柏林爱乐总监选举流产，造成了这样一种迷惘的现实，那就是当某支交响的乐团的历史声望、艺术水准、技术能力被过分透支后，是否还有指挥家等与之匹配，指挥家对于管弦乐团的关键性作用是否正在走向衰亡，指挥家是某种决定性的存在，还是一种标准化的配置，到底是管弦乐团作为个人音乐意志实现的载体，还是指挥家充当着乐团、作品、公众间的粘合剂？

　　交响乐团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一种历史现象，一个公共文化符号，一种软实力象征，还是公众文化趣味的某个支点？或者是一群音乐演奏家的工作单位，石油大亨、房地产老板附庸风雅的玩物，还是党和国家施展文艺政策的抓手？它的终极价值追求到底是什么？吸引更多的观众，将它所承载的艺术品种发扬光大，流芳百世，无论从巴赫还是里盖蒂。还是扮演好社会、社群完备文化建制中一块重要性含糊不清的拼图？

　　总之无论何时，预算、资金、补贴、赞助、政策、制度，这些都是左右着一支乐团命运的关键要素，哪怕这个乐团的乐手无法精准地吹出一个附点音符，无法用正确的力度处理一个重音，第二单簧管总是突兀地存在于一个珠圆玉润圆的和弦中。越来越少的人关心一场音乐会的水准如何，在意“命运的敲门声”是不是多了一声，连接勃拉姆斯乐句间的中低音声部是否太过孱弱的听众，永远是少数中的少数。

　　拥有一份亮丽的演出季艺术家名录似乎已经够了，至于音乐会的质量如何倒真在其次，我亲眼看着有些乐团对着大牌指挥到此一游沾沾自喜，而音乐会演得醉如烂泥却无人提及。没有办法，因为它的衡量标准是叵测的，是动态的，是难以言说，更是无法量化的。在某些国家的电影行业，某部影片的A级镜头，B级镜头必须在一定比例内才可以被推上大银幕，但无论一场音乐会演得多么糟糕都可以登堂入室，可以被容忍，甚至被吹捧。

　　但在上周六的晚上，中国爱乐乐团奉献了一场真正精湛的演出，超出了乐团以往大部分演奏会的水准，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是乐团本季最杰出的音乐会表现。指挥家张艺上一次与乐团合作还是五年前，同样是在春夏之交，二者演绎的李斯特《浮士德交响曲》不同凡响，出类拔萃，而前晚的西贝柳斯交响曲则建立了乐团、指挥家间的高层次对话，乐手在谢幕时给予了指挥家最高规格的礼遇。在演出中，演奏家的渴望与张艺的热忱相得益彰，乐团的成色瞬间提升，甚至逼近一支顶级乐团声音面貌，而上一次有这样的景观还是2013年古斯塔夫-库恩带来的《帕西法尔》。

　　张艺先生不是中国爱乐乐团的常客，也并非江湖上所谓“余隆系”指挥家中的一员，但以往他在中国爱乐、上交、广交的客席表现都令人称道，近期他则与“余系”乐团的合作频繁，2月与上交合作现代打击乐专场，本月与爱乐的西贝柳斯，以及6月与广交演绎马勒第四交响曲，由此不难看出余隆先生作为中国古典音乐开创性人物的眼光与胸襟。

　　4月，张艺与其领导的中芭交响乐团献上了一场细腻、感人的马勒《大地之歌》，随后又在与国交的布鲁克纳“第四”中展现了非凡的才华，周六与爱乐的西贝柳斯同样如此，表现出完善的音乐技巧，极高的排练效率，明确的风格追求，以及对音乐的无限热忱。

　　越来越多地听到这样的感慨，（好）乐团太多，（好）指挥太少。目前，中国已有66支交响乐团，但可供选择的指挥着实不多，能够真正从艺术上提升乐团水准的则凤毛菱角，但张艺却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员。

　　数年来，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在他的带领下水平飞速提高，并在近年来不断奉献令人惊讶的音乐会表现。每逢与更高级别乐团合作时，他的能力和热忱总能透过音乐会得到充分的表现，比如与国交的理查施特劳斯（2011年），布鲁克纳（2012、2015），与爱乐的李斯特（2010年）、西贝柳斯（2015年），而浙江、西安、兰州、河北的乐团也从与他的合作中受益良多。

　　总之，张艺先生是一位可靠乐的队训练师，曲目广泛，技巧过硬，对于本土乐团的水平提升裨益甚多。而中国爱乐乐团作为国内最优秀的职业交响乐团，在余隆先生多年的培植耕耘下，建制完善，体系完备，乐手素养高，建团已有十五年，但庆幸的是他们不是柏林爱乐，没有跌入历史与现实的虚无鸿沟中，从目前看他们仍具备巨大的上升空间。昨晚中国爱乐与张艺的合作让人看到了这种空间。因此，我在这里不妨推出一个大胆的假象，那就是如果乐团在保持艺术总监领导地位不变的情况下，聘请张艺担任首席（客座？）指挥，假以时日，乐团较之现在必将有更显著的进步，两者的化学反映在周六的音乐会中已十分明显。

　　这并非天方夜谭，首席指挥分担音乐总监日常艺术工作的情况并非没有先例，何况在中国爱乐乐团创建时期，2000年北京音乐厅主办的《今日艺术》杂志曾披露，中国爱乐曾一度谋求建立艺术总监+首席指挥的艺术运营模式，那就是余隆先生担任乐团艺术总监，汤沐海先生出任首席指挥，但不知何故，此事日后便没有了下文。

　　余隆先生是中国当今最具影响力和成就的指挥家，非凡的艺术管理者，杰出的古典音乐事业家，他所执掌的三团、两节、一院深刻地影响着本世纪以来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轨迹，他将完善的演出季体制根植于他所供职的乐团，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与国际化标准的接轨，并确立了指挥家（而非行政领导）在乐团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与其高超的领导才华，开阔的眼界、孜孜以求的精神和个人魅力紧密相关，从而使无数的音乐爱好者、音乐家、从业人员广受恩惠。

　　近年来，他除继续领导六大机构外，还不断在国际演出舞台开疆拓土，与包括纽约爱乐、慕尼黑爱乐、北德广播交响乐团、班贝格交响乐团、巴黎管弦乐团、BBC交响乐团、辛辛那提交响乐团等合作，并在不久前成为香港管弦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在更高层次舞台上，他不懈地推广中国作品，提携中国音乐家，担当着古典音乐事业在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的旗帜性人物，“中国卡拉扬”的称号实至名归。

　　但繁忙的管理事物、不断拓展的国际演出舞台也多少令其分身乏术，在其无法出场的音乐会场次中，乐团的演出表现难免缺乏稳定，从而成为乐团艺术水准进一步提升的瓶颈。显然，余隆先生需要更多能够实践其宏伟蓝图的伙伴，抑或助手，至少在微观的音乐会排演层面，张艺先生是一位理想的常任指挥人选，他对乐团的实力厚度，稳定性的提升必将多有帮助。

　　同时，与余隆先生的充满领导力的性格和职业生涯不同，张艺先生是一位纯粹的音乐家，没有权力野心，对政治亦无兴趣，他喜欢和乐迷打成一片，与同行关系融洽，却不隶属任何派系，其社交能力除帮助他完成艺术理想外，别无他索。前者对后者的艺术水平不乏认可，后者则对余隆先生为中国交响乐事业的贡献深感钦佩。

　　在性格和工作风格上，二人完全存在互补的可能。同时，俩人对于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都充满责任感，只是前者更多着力于高层次的事业建设，后者则潜心于音乐水准的提升，可谓殊途同归，善莫大焉。可以憧憬的是，如若二人联手，精诚合作，实现管理与艺术共舞，至少单就一支特定乐团而言，其建设性和未来成就将令人产生无限的期待和憧憬。

　　但另一个问题将很快出现，为何不寻觅一位外籍指挥家担任要职？其实，中国乐团此前并非没有聘请外籍指挥家任职的先例，但成功者寥寥无几，外来客们要么水土不服，一事无成，要么中规中矩，一走了之。何况，没有真正的高水平指挥愿意为中国乐团的发展付出犬马之劳。而抛出高薪橄榄枝，至少是中国爱乐乐团目前所不具备的，而从性价比的角度考虑，像张艺这般本土指挥家中的佼佼者不仅稀缺，且颇具成本优势。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让正确的人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这是任何社会、领域、行业都希冀形成的理想发展格局。本月，中国爱乐乐团将迎来15岁的生日，这支乐团是由余隆、李南等业界仁人以非凡的气魄和胆识，以专业的精神和实践打造的杰出本土乐团，再以往他们为古典音乐听众留下过无数美好的瞬间，其2012年出版的100张音乐会实况唱片忠实记录了这些璀璨的时刻，但也反映出中国乐团普遍存在的艺术瓶颈。

　　现在，是到了克服这些瓶颈的时候了。在乐团基本面优质的前提下，需要更加确定的成长性，伟大的创始人们都会去寻觅前途可期的经理人，就像一家好公司需要有一位称职的CEO，一间工厂需要一个业务精良的车间主任，改善技术，攻坚克难。

　　从中国爱乐乐团成立之日起，本人聆听过乐团不下百场音乐会，见识过的中外客席指挥不少于50位，他们有的很好，有的不错，有的平平，有的则很烂，大浪淘沙，去粗取精，请相信我的眼光，张艺绝对是一位值得信赖的“车间主任”，就像爱德华-唐斯（Edward Downs）之于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库特-桑德灵（Kurt Sanderling）之于列宁格勒爱乐乐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