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知道烟台制钟历史悠久，但对于烟台是中国现代制钟发祥地这一史实却未必清楚。 那么，在上世纪初一个工业并不发达的小城市，何以能产生出在全国领先的精密制造业？
17世纪中期开始，广州、扬州、苏州、南京等地兴起以家庭作坊为特征的手工制钟业。故宫钟表馆里收藏的那些精美绝伦的苏钟和广
钟，记载着那个时期的辉煌。然而，中国能工巧匠的高技能毕竟抵不过西方机械化的高效率。到了19世纪中期，随着越来越多的洋钟涌进国门，手工制钟业逐渐衰败。
1906年，宁波人孙廷源、孙梅堂父子创办了鄞城制钟工场。1912年，工场迁到上海杨树浦，建成“美华利造钟厂”，仍靠手工制钟。1915年，孙氏又在上海闸北天通庵镇开办建筑时钟制造厂，购置了部分设备，开始生产建筑用钟。
在同一时期，烟台作为最早开放的北方港口商埠，具有创办实业的天时地利条件。面粉、罐头、织布、火柴等制造工厂应运而生。1912年孙中山先生到烟台宣传“实业救国”时，曾称赞“烟台为北洋一大繁盛商埠”。
1915年7月，在烟台朝阳街南首的一幢平房门前，挂出了“烟台宝时造钟工厂”的牌匾。如果说“美华利”是中国制钟业由手工生产向机械生产过渡的转折点，那么“宝时”则是以机械生产为特征的中国现代制钟业的一个新起点。创办人李东山当年不会想到自身这一举措的重要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他本是“德顺兴五金行”老板，从经销洋钟中得到启发，决意要办厂制钟，谋取厚利。建厂前后，他以经销商身份3次赴日本大阪钟厂观摩考察，暗中套取制钟技术。外国先进的制钟技术和生产方式开阔了他的思路。他出手不凡，首先投资两万五千银元，购置厂房和设备。刚开业时只有冲床、车床16台，之后陆续添置。据1931年由山东国民政府实业厅编印《山东工商报告》中记载：“该厂机械为旋床、钻床、刨床、压力机、机锯、刨木机、铣床等，皆用电力为原动力，共八十三座，或购置德国或系本厂自造，共值洋三万元，业已使用十六年矣 ”，足以证实“宝时”建厂时起点之高。
钟厂开业后，一面生产一些五金产品以维持费用，一面购进洋钟零部件进行组装并配壳出售。同时以技师唐志成为主，对日本钟进行研究仿制，掌握其中诀窍。经过两年多技术准备，于1918年生产出第一批座式机械摆钟，注册商标“宝”字。初期生产的小批量摆钟，只销在胶东一带。20年代初，抵制洋货的爱国运动在全国此起彼伏。“宝时”不失时机打出“国货”牌——每只钟附有《保用证书》，承诺“永远保修”，注有“请用国货”字样。为了与日本钟竞争，钟厂一方面改进工艺，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另一方面不惜血本压低销价，将每只钟销价由5元降到1元多，当打开市场后再恢复原价。用这种办法“宝”字钟先在胶东立足，随后挺进华北和东北地区，并开始销往南方大城市。1928年，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进入高潮，“宝”字钟在胶东和东北市场上乘胜推进，最终将盘踞本地几十年的日本“马球”牌钟挤出市场。
1927年3月，从“宝时”分离的技术骨干创办了烟台第二家钟厂——永康造钟无限公司。注册资金出3600两白银，注册商标“永”字。有了“宝时”基础，“永康”开业伊始便轻车熟路，主要仿照西欧国家的挂钟、台钟款式进行生产，其产品水平与洋钟并不逊色，一年后产量就达到1万余只，并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国家。
1928年11月，“宝时”与“永康”一起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宝”字、“永”字牌钟第一次在全国性展览会中亮相。在当时国内机械制钟业尚未成气候的情况下，一个北方小城居然有两家钟厂能生产出敢与洋钟相媲美的时钟，令参会者惊讶，更引起政府和媒体的关注。1930年国民政府工商部对“宝时”、“永康”的评价为：“以该各厂家出品，虽系仿造，但在我国实属创举，每遇国货展览会时，均佳评并颁发奖评奖状，以示提倡而炙鼓励”。有关报刊报道：“社会人士亦均以系国产，咸乐购用。一时风声所播，遍及国内外，货物销路，日渐畅旺，北达辽宁、吉林、黑龙江各省市，南至安南、缅甸、新加坡以及南洋群岛各地。举凡交通便利之地，均可销货。宝时、永康两厂，每年出货均达3万余架。”
1931年，为了逃避按户头摊捐纳税，宝时造钟工厂与德顺兴五金行合并，成立德顺兴造钟工厂。此时钟厂职工最多时超过500余人，年产座挂钟55000多只。同年，“德顺兴”和“永康”再次参加了在沈阳举行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德顺兴”被公认为“中国造钟首创第一家”。 “九一八”事变后，“宝”字牌钟在东北市场遭到封锁，致使产品滞销。钟厂调整市场重点，在上海、南京、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加强产品推销和广告宣传，建立分销处，使南方市场的销量剧增。在国内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国外进步华侨的爱国热情也日益高涨，他们积极宣传、购用、推销国货。“宝”字钟远销到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南洋群岛国家，在那些国家名声鹊起。
永康造钟公司的经营理念更先进一些。投产不久便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设立经销处，并采用先货后款的赊销办法联络许多商家为其代理。同时注重广告宣传，除了在报刊、电影院做广告外，还印制产品样本分送给豪商大贾和达官贵人。为了出口需要，专门注册了“ＹＫ”（“永康”英文译音简写）商标。1933年为“永康”的最好年份，员工达到300多人，年产座挂钟５万多只。1934年，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到烟台时，特意参观了永康造钟公司，并即兴赋诗：“无论钟，无论表，大家都说外国物件好。到烟台看钟表，装置即辉煌，机件又灵巧，谁说国货没有洋货好。”
此间，盛利造钟工厂、永业造钟工厂和慈业造钟工厂先后于1931年、1932年和1933年在烟台开业，注册商标分别为“盛”字、“业”字和“慈”字。这3家钟厂的规模虽没有前两家钟厂大，但它们借助烟台制钟已形成的技术基础和市场名气，乘势而上，各领风骚。盛利造钟厂最高年产23000只座挂钟，永业造钟厂最高年产座挂钟3万只左右，均销往国内各大商埠。
到1934年底，烟台各钟厂从业人员达到1050名，拥有设备290余台，年产时钟16余万只。烟台时钟已是名噪全国各大商埠，在上海等地的报刊、电影院和繁华街道上，经常可同时看到“宝”字、“永”字、“业”字牌钟的广告。1934年和1936年，李东山先后投资在朝阳街南首兴建了新厂房楼和“金城”电影院，其踌躇满志可见一斑。这期间，各钟厂不断开发新产品——“德顺兴”研制出单、双铃闹钟和15天摆钟；“永业”研制并投产了国内首创的挂式游丝钟；“盛利”研制出国内首创的落地式月球天文钟。
当烟台第六家钟厂仁昌造钟工厂在风雨飘摇的1937年开业时，烟台制钟业开始走向衰败。“七七”事变后，战火掐断了钟厂的材料供货渠道和产品销路。1938年日军占领烟台后，各钟厂更是雪上加霜，从此一蹶不振。此是后话。
就在烟台制钟业鼎盛时的1932年，上海美华利造钟厂在淞沪战役中被日本炮火摧毁，从此未能复业。“美华利”的夭折，也折断了它作为中国民族制钟业标志性的历史。1933年12月由上海社会局编纂、中华书局出版的《上海之机制工业》中记述：“国内用机器制造时钟者，当以山东之德顺兴造钟厂为最早最大。该厂于民四（民国四年,即1915年，下同—引者注）开办，……. 出品精良，极为国人所用。近年后起者，有永康、永业等厂。至于本埠同业以民四创办之美华利为早，此外，民十九年有大中华钟厂，亦专制挂钟座钟，但已于念年停工。至于美华利，则毁于一二八之役。”
其实，在二、三十年代上海除了“美华利”外，还先后开办了几家钟厂，但可能因其大多夭折或萧条，史籍里极少提及，却对烟台制钟业大书特书。1934年12月由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的《中国实业志》第八编中记载：“我国制造时钟厂极少，所有者大半集中于山东之烟台，烟台朝阳街朝阳胡同之宝时厂，为我国造钟业空前之第一家……”。1947年出版的《上海之工业要览》中记载：“国人用手工仿造者，始於粤东和江苏的扬州，大都是座钟。然用机器制造的，则推山东的德顺兴造钟工厂为最早而最大……”。 引用中的删节处,均是详细记述了钟厂的注册资金、生产规模、所用设备、所耗原材料等等。
在20世纪初叶的旧中国，一个沿海小城能产生并发展成影响全国的制造业并非偶然。它首先得利于烟台的开埠之先，使烟台人能较早接触西方工业文明，兴办工厂者可借通商之便购进国外设备和原材料。其次烟台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温度和湿度非常适合木质钟壳加工。天时地利之外，创业者的精明、务实、执着、敢为人先、善于谋划等品质和高人一筹的技艺无疑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正如《上海之机制工业》中在评价烟台制钟业后感叹道：“制钟厂先开者，非资本之难，实人才之难”。另外，他们以“实业救国”的宗旨精心打造国货精品，是在那个特定年代里必然受到国人拥护的重要原因。现存于钟表博物馆里的“宝”字、“永”字、“盛”字和“业”字牌座挂钟的钟壳后身，都贴有一幅文字广告，其中诸如“齐心爱国振兴实业精造我国之货勿用舶来之品”等字样依稀可见。有的挂钟索性在摆前玻璃上印着“请用国货”4大个字。这种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特征的时钟，在那个时代的同类产品中是罕见的。
烟台制钟业的影响深远还在于它把现代制钟技术传播全国。1932年德顺兴造钟厂鲁宣民、孙文庚等10多名技工在天津开办了北洋造钟厂；1934年德顺兴造钟厂的刘玉秀、陈书祥在青岛开办了时辰造钟厂；1935年德顺兴造钟厂技术工人赵传尧、徐宝任先后离职去沈阳开办了新明造钟厂，在丹东开办了大陆造钟厂； 1943年德顺兴造钟厂技工赵传尧去上海与丛顺滋、李志海等人开办了忠众造钟厂；1944年德顺兴造钟厂技工徐宝任去北京与徐华梅开办了长城造钟厂；1945年德顺兴造钟厂的李典章、技师唐志成、唐绍祥父子等人去上海兴办了时民造钟厂；1946年德顺兴造钟厂的职员陈玉武又去天津开办了华威造钟厂。这些人推动了当地制钟业的发展，使烟台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现代制钟的发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