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名人到大学校园当名誉教授的很多，但真正能扎扎实实在讲台上授课的却属凤毛麟角。四年前，作家梁晓声到北京语言大学当起了教书先生，如今四年过去了，他的学生一拨儿又一拨儿地增多，他的作品也一部又一部地出着，近期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伊人伊人》、《欲说》均受到巨大关注。教师节之际，梁晓声接受了本报对他的独家采访，畅谈了自己的教师生活和教学感受。总体的印象是，他已经把当教师的理想转化为当教师的责任。
教育是诗性的事业
一直令我向往
问:如今许多文人弃文从商，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去教书？
梁晓声:在中学时代我就比较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曾经想报考师范学校，可是一闹“文革”，什么愿望都作废了。后来在“北大荒”做知青的时候曾当过连队的小学教师，还是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那时候我们都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这个知青开始教育贫下中农们的子女，那种感觉特满足。我觉得，大学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教书人潜心来授学，学子们潜心来学习。那种状态一直非常令我向往。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缘于颈椎病太重，觉得长年写作身心比较疲惫，选择到大学是想弃笔不写了。
问: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教育是诗性的事业》，四年大学的教书生涯您实现这种理想了吗？
梁晓声:应该说，今天几乎不是学子们能够潜心校园的时代，就像有些“80后”的年轻人写的小说《三重门》。我们的教育体制，使我们的孩子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就进入了竞技场的状态，只有少数的学子可能是轻松如愿地考上自己所希望上的大学，而大多数的学子都是经过剧烈的、甚至是惨烈的竞争。因此，虽然在大一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身上有一种意气风发的表象，但总体而言，我更觉得在他们身上都有着学习这件事所造成的深浅不同的擦痕。现在大学生择业这么难，很多学生从大一到大三的时候就开始人心浮动。老师希望自己的学生始终是一种求知若渴的状态坐在自己的课堂里，是根本不现实的。再有，一个孩子如果在初中和高中，就像我们那个时期一样读过许多文学作品的话，他就考不上大学。可是作为学中文的人，你连最起码的文学名著都没有读过几本的话，老师怎么讲？另外，中文是一个需要有爱好的专业，孩子们在成为中文学子之前要有许多写作实践，没有，老师怎么教？可是你所面对的学生中，有相当一批是他原本可能就没有想报中文，只是为得到一张大学文凭。这种情况对于老师真是相当尴尬的状况，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所以有一度我真想过要放弃。
问:为什么又决定留下了？
梁晓声:这是由于我的学校的同事和领导都对我非常友好。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能在一个好人成堆的小环境里工作，那是一种欣慰。我的同事大多数都比我年轻，尤其我们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当我说要离开学校的时候，大家希望我留下来。另外，这些孩子既然已经学中文了，总得有人来教他们。我是从事写作的，可以教孩子们一些知识以外的、书本以外的、经验性的一些能力。所以尽管几次犹豫，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再过几年我就到退休年龄了，我无非还有两件事，一个是我个人的写作，一个是教学。我要把自己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精力放在教学方面，尽可能探讨出一种模式以适应于今天的中文教学。
人生应学会“减法”
懂得珍惜
问:学生们对您的课怎样评价？
梁晓声:我们的学子都很聪明，他们原本就知道许多事情，比如他们首先会知道，迈出大学校门择业的时候，可以凭着他们的中文学习的校方评价，也可以凭英语几级，可能后者择业的机会更多、更好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学生还选我的课来听，让我觉得欣慰。当然，第一是他必须选课，有学分，他们愿意听听我讲些什么；第二是他们中可能有同学确实也比较喜欢写作，有青春期写作这样一种冲动。这是部分同学，人数不是很多。但对这样的学生我也会陷入尴尬，我不敢引领他们。怕引领他们太深入的话，会把他们引到一条不归的创作之路，因为他们毕业之后还是生存第一。
问:现在很多年轻人出书，您对此怎么看？
梁晓声:市场上有相当一批孩子们的写作是魔幻的、超现实的和青春期的写作，这也是我面对的一个尴尬:大学中文讲的文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学？让我教我的学生们像那样去写作是很难的，因为这就等于让一个老爷爷教孩子们去写孩子们所喜欢看的东西。他们喜欢看的东西只有他们自己最了解，只有他们自己最知道应该怎样写。我认为，写作是一种时代的记录——记录这个时代的别人的命运给更多的人看。但这种文学理念只适合于我，不适合现在的学生，所以我上个学期就停掉了写作课。我的教学理念是，我的写作属于我的事情，学生的写作属于他们的事情，但评论是我们共同可以教和学、相互切磋的事情。评论是中文学子能力的底线，是看家的本领。
问:您对中文系学生就业的前景怎么看？
梁晓声:我在跟学子们讲课的时候，经常在一开始就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第一，今天你们坐在大学课堂里，意味着你们拿到大学文凭之后，在社会上有资格过普通人的生活；第二，我会在课堂上强调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绝不可以贬低、轻视普通人的人生意义。学了大学中文，就应该比别人更善于从普通人的人生中去体会和把握人生的那些朴素的美好；第三，我也会告诉我的学生，老师的经验就是要学会人生的减法，懂得珍惜。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好东西，但有相当一部分可能跟我们无缘:别墅是好的，和我的人生有关吗？减去；名车是好的，和我们的生活有关吗？现在最便宜的车只有三四万，我们只能买这样的车，那么减去名车，把买低价车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三十岁之前月收入达到一万，这肯定是好的，和我们有关吗？减去。不断地不断地减去，看一看属于自己的人生中还有什么是最基本的，我们可能会拥有的，好好珍惜！
对从教一生的人
始终心怀极大的羡慕
问:到大学后您已经写了《伊人伊人》和《欲说》两部长篇，有没有想写一写大学？
梁晓声:我已经开始写了，题目就叫《大学》，一部长篇。我非常喜欢这个题目，但是我也有可能会放弃。因为作为小说的话，里面不仅仅是我的大学感受。大学里边相比社会各种浮躁现象会少一些，但也必然有它特定的浮躁。我恐怕把握不好分寸，我怕伤害大学。还有，因为我在大学里边，人们会对号入座，无论我怎样虚构，别人都会看到自己的影子。再有，这部小说里我可能会更多地写到上课，写讲课本身，写我在大学跟我的同事们探讨大学理念，怎么开会？在讨论什么问题？我认为恰恰这些是我这部小说有价值的地方，可是它就不太像传统的小说了。现在的人爱看故事，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必要去满足现代人的阅读。我不会去编一个大学背景下的恋爱故事，我只想按照我的想法去写。
问:您对自己今后的教师生涯是一种什么期待？
梁晓声:我对那些从教一生的人，始终心怀极大的羡慕。他们的快慰是桃李满天下，相比起来我真的不敢想象这一点。我教过的学生，一踏出校门，立刻被这个社会吞没，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学子要非常艰难地打理自己的人生。与其说教学带给我一种快慰，不如说现在带给我的伤感更多一些，即使这样，我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在教师的岗位上干到退休。我很心疼我的学子们，这种心疼使得我从这个新学期开始，已不像以前那样苛刻地要求他们了。我曾经要求他们在我走进教室的时候起立，这不是师道尊严，是让他们培养起学道尊严，学生通过起立的方式，对老师的讲课提出质量要求。不过，这个学期我会采取快乐教学的方式，不强求学生做这做那。快乐教学本该是小学到中学的教学方式，但一想到他们从中学到高中没有快乐过，就觉得应该在大学给他们补上这一课。
梁晓声，现为北京语言大学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授，著名作家。原籍山东荣城县，1949年出生于哈尔滨一个建筑工人家庭。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74年被团木材加工厂推荐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1977年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今夜有暴风雪》等曾荣获全国优秀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