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次制度变革 · 两条入行铁律 · 三代人现身讲述
两次变革
两代公务员的命运变迁
北京市第一批公务员:
张秀敏 女 67岁 丰台区某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背景:1993年,我国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首次对国家公务员的义务、权力、责任分配、奖惩机制等做出明确规定。对于张秀敏这一批人而言,当时除了多一个“公务员”的身份,并没有更多的实际利益。随着近年来公务员待遇的提高,她们在退休工资、福利等待遇方面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说实话,我们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公务员是什么,只是觉得评上了算是个荣誉。”1994年,即将退休的原丰台区某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张秀敏被“评选”为北京市的第一批公务员。“单位接到一个文件,说按照相关规定,每个部门参加工作后定级为行政干部的人员要全部统一转为公务员。”当时她们部门一共有6名干部——4个行政干部和两个事业干部,从理论上来说,行政干部的级别要高一些,但这场突如其来的“评选”,并没有使她们感受到任何实际利益。“一直到退休的时候,我的工资还是每月600元。”在张秀敏看来,从参加工作起,所接触的职业划分只有农民、工人和干部三种,对于公务员闻所未闻。但她承认,她们这一批通过“评选”而成的公务员最后还是成了受益者,其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工资的增长。“这几年公务员涨工资,我随着制度走,也从原先的600元涨到3000元多,而当时没有成为公务员的同事,退休后工资基本维持不变。”
全国第一批考入的公务员:
周亮(化名) 男 36岁 司法部工作人员
考试制度 农家子弟也能“吃皇粮”
背景:1994年《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了公务员考录制度,至今中央国家机关已有13次招考,录用了大约4.5万人左右。全国各省市也展开了公务员的录用工作,全国总共录用了87万名公务员。“凡进必考”的录用制度,让更多人第一次得到公平的机会,进入国家机关的大门。
用周亮的话来说,他这一生的转变,和两次考试有关:一次是高考,让他有机会从偏远的广西老家来到北京。一次是1995 年的第一次国家公务员的考试,让他进入国家机关,端起“铁饭碗”。
“我是1993年毕业,那个时候,大学生找工作还得靠国家分配,但说实话,不是特别优秀、没有点关系,想踏进国家机关的门槛是难上加难。”周亮的家在广西农村,父母都是种地的,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打心眼里觉得“吃皇粮”好,这种想法也深深影响了他。1995年,当得知国家公务员开始首次考录,周亮形容当时的心情是“高兴得直哆嗦”,一次考试真能让我这样的农家子弟一脚踏进公家的门槛。端起“铁饭碗”的10年,周亮的工资从600元涨到3000多元,结婚时单位分了小两居,他从一个科员熬成了处长。“毕业10周年的时候大学同学聚会,大家互报家门,能感受到明显的被人羡慕。”(记者 赵王月)
两条铁律
称一称金饭碗的含金量
工资福利 公务员部门冷热两重天
王俞 女 28岁 北京市机关工作人员
背景:截至2007年公务员考试报名最后一天, 国家广电总局干部人事管理的职位招收两人,报考者接近8000人,成为报考比例最高的职位。而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深圳分局招2名主任科员以下的职位还无人报名。
如果说在张秀敏的年代,公务员只是个名分,在周亮的年代,公务员只是个铁饭碗,到了王俞当公务员时,公务员已经是不折不扣的金饭碗了。毕业时,王俞报考了一个较为冷门的单位,“我不太喜欢竞争特别激烈的工作,按照性价比来说,从科员2000多元的工资上涨到现在的3000多元工资,我工作所承受的压力与收入基本匹配。”
但端着同样的“铁饭碗”,饭碗里装的东西也可能有天壤之别。“冷门和热门的区别,一是物质条件,一是心理感受。”王俞说,由于她们部门的日常工作注重研究方面,“做研究肯定得花时间,不仅是正常的8小时内,8小时外、节假日也可能在工作,但我们没有加班费,加班产生的支出,比如吃饭、交通,都没有补贴。”而一些热门部门不仅支付加班费,还有各类补助,“光是这笔钱每月就有2000元左右,差不多是一个人的工资。”
今年报考了商务部的清华传播学院研三学生江琳则直截了当地说:“既然要报,为什么不报一个热门?”江琳认为,进入商务部能够干很多很实际的事情,也更有挑战性。“你进一个不知名的公司,工资是3000多元,在国家机关,也是这么多,但社会地位绝对是不同的,别人对你的尊重度也会不一样。”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教授孙柏瑛告诉记者,热门职位接触上层信息平台的机会比较多,有很多信息来源,与领导有间接或直接的接触,升迁、发展空间比较大。而冷门职业专业性较强,工作辛苦,升迁机会也不是很大,其职位的回报率较低。
安全系数 高薪白领不如公务员
王超 男 28岁 今年报考了国家广电总局人事教育司干部人事管理
背景: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自1996年实施至2003年的8年间,据人事部统计,共有1.9374万名不合格公务员被辞退,年均不到2500人。按照全国近500万公务员计算,公务员年辞退率仅约0.05%。北京市公务员辞退的比例更低一些,截至去年统计时,北京10万公务员仅辞退300多人。
王超以前从事过媒体、广告、旅游等多种职业,终于静下心来找一份他过去看不上的“坐办公室”的职业。他用一个朋友的事例来说明这个转变的原因:“我有一个同学,非常优秀,毕业后进入一家民营企业,公司开给她的年薪是20万元。这个数字的确令人羡慕,而真正算一笔账下来,就知道里面的风险了。”王超说,由于公司没给上保险,也没有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这位同学只得自己购买商业保险、贷款购买商品房。公司竞争激烈、压力大,她到了30岁还不敢结婚,更不敢生孩子——如果休产假就可能什么都没有了。而且还得考虑养老问题,每月必须固定存下一笔钱,结果根本剩不下多少。最想不到的是,去年公司由于高层变动,解聘了一批人,这位女同学也正好在其中。
国家行政学院的杨伟东教授指出,自1994年起,全国各级行政机关98%的公务员参加了年度考核,每年有13%左右的公务员在考核中被评为优秀公务员。考评制度决定了公务员优胜劣汰,但关键是什么标准的公务员算是不合格?以‘德、能、勤、绩’4个方面进行考评,这样的标准太粗放了,在具体操作中就更难把握。根本问题是建立行政执法的责任制,类似于企业的“岗位责任制”,明确岗位,确定人员,划分清楚职责权限。 记者 赵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