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承吉（1771-1842），字谦牧，号春谷，著有《字诂义府合按》《经说》《读周官记》《周官析疑》《读毛诗记》《梦陔堂诗集》《梦陔堂文集》《梦陔堂文说》等诗文集经说至百余万言。黄承吉《梦陔堂文说》由扬雄有“雕虫篆刻”之说致文为后世诟病开篇，层层剖析扬雄“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等赋论的本义和后人的附加义，释词立论既有不为尊者讳的勇气，又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今人多关注黄承吉在小学、经学以及诗歌方面的成就，而对黄承吉的文章观念以及他对扬雄《法言》有关赋论的深入研究多有轻忽。

　　黄承吉的文章观

　　黄承吉的文章观与偏重文章写作技巧、研究文章写作规律的文章学不同，是一种以论文辞之道为中心的大文章观。黄承吉认为“文辞之为道至大”，认为“文”是“道”的体现，宇宙万物皆有文，人之文辞极为重要，而“文辞之文，相传以为载道之器，其言犹后，盖直天地自然之故本根于道，而非徒著其辞以明道之谓也。”黄承吉明确指出“文章关系至重”“大凡文章无非事业，事业无不文章”，这与曹丕《典论·论文》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念有相通之处，都对文章或文辞的价值给予了崇高的评价。

　　黄承吉能从道之“体用”或“本末”的角度来论文德与象、事、礼、声、辞等的关系，认为文辞或文章皆道之所生。他反复设问道：“而乃曰此雕虫篆刻而废之，然则如天地所生一草一木之工妍，一山一水之秀媚，亦得曰此天地之雕篆也而废之乎？”黄承吉的这种论述是对刘勰“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的进一步生发，为有所指之生发，主要针对刘勰之前的又一位文论大家扬雄之“雕篆”说而反问，实为扩刘勰之所未发，且更富于论辩性和战斗力。

　　黄承吉对各种文辞表现的形式与文章体式的认识也以其对儒家经典的认识为基础，这种论述导源于刘勰。刘勰论述各类文章与五经关系的目的是提倡写文章时要学习圣人经典，黄承吉则从论各体文章出现的原因来论各体文章与五经的关系，认识到文章体式多样态发展的可能性，因此黄承吉大文章观中的文体观又表现出一定的超前性和普遍的理论意义。黄承吉并不赞成写文章一定要辅翼六经，对儒家经典与后世之文，对德与文等的论述具有非常通达的观念，这对后世深刻理解中国古代文道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黄承吉的文章观与其对文字的认识密切相关。黄承吉认为“字”其实也是“文”，因此“字”也称为“文字”，圣人体天地而后就其文以为字，原非“文”之即是“字”也。黄承吉分析了文字与文辞的辩证关系，以凡物相杂者，皆谓之文的理念来看待文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黄承吉认为“物相杂，谓之文，形也，事也，意也，声成文谓之音者，声也，其实合之而后乃为文矣”，提出了“大凡训诂未有不本于声音”的理念，进一步分析了文之内涵的生动性与丰富性，以说明文辞、文章终不可废止之意。

　　与黄承吉对文章的高度重视相关，黄承吉对无端而轻视文辞的风气深恶痛绝。“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刘勰关于“文”“行”的论述深刻影响了黄承吉，黄承吉则从“心”与“文辞”的角度进一步阐发：“夫心，内也；文辞，外也。内之不臧，于外何咎？若内既已臧，则于外更何咎？况并未辨乎心之臧否，甚或文辞亦臧，而何反诬之？”黄承吉认为“在雄原不必与辩，于文则不得不明”。因此他对扬雄“雕虫篆刻”之说以及后世相关话语如“雕虫小技”“虫篆小技”等进行了深刻剖析，表现出黄承吉的深厚学养与洞见卓识。

　　黄承吉论“雕虫篆刻”及“虫篆小技”

　　“雕虫篆刻”四字连用以比譬于赋，首见于扬雄《法言》，扬雄《法言·吾子》云：“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自扬雄此语一出，后世遂以“雕虫”“雕虫篆刻”或“雕虫小技”论赋或文章。然而黄承吉则以为扬雄“雕虫篆刻”四字的本义与赋无关。

　　黄承吉从中国古代汉字的虚义、定名等角度对扬雄“雕虫篆刻”四字做了比较独到的解读。首先，黄承吉指出扬雄之“雕虫篆刻”四字与书法的关系，如“雕虫”之“虫”显然为六体中之虫书；“篆刻”之“篆”，以字名而言，则是六体中之篆书、缪篆；“篆刻”之“刻”，以定名而言，则是八体中之刻符，而即仿佛于缪篆。其次，黄承吉认为“曰‘雕’曰‘篆’无非即是雕刻，即无异于言镌碑刻字”，显然如果这样理解，扬雄之“雕虫篆刻”又指镌碑刻字的具体工技。第三，黄承吉对“雕虫”二字也有自己明确的看法，他认为“雕”为雕刻，而“虫”为书法之虫书，加上“雕虫”与“篆刻”的上下互见，则“雕虫”即为雕刻字体中之虫书。学术界有人引韩敬《法言注》云：“雕，雕刻”，认为“一个动词‘雕’接三个名词宾语，古书中罕见，且与文义不合，恐亦难从”，而由黄承吉之论，可知“雕”“篆”都有“雕刻”之义，“雕虫篆刻”四字之中“雕”并非一个动词接“虫”“篆”“刻”三个名词。黄承吉从正本清源的角度认为赋与书法本无关系，而扬雄以“雕虫篆刻”比赋，是假字之雕刻以比譬赋之雕琢刻画，是所谓“拟不于伦”者，并以此谗赋、贬赋，贬毁赋之大家司马相如。不过，黄承吉认为扬雄并不以雕篆之事为童子亦可为，也就是说扬雄并不认为雕篆之事为小技。

　　黄承吉进一步指出，后人对“雕虫”的误会和在“雕虫”之后益以“小技”的原委，黄承吉指出若专举“雕虫”二字，则犹言刻字，与赋无关。而后人由于扬雄以“雕虫篆刻”指赋，而误会“雕篆”为赋中之事，以为作赋即谓之“雕虫”，认作“雕”为“刻画”，“虫”乃“艳辞”，甚至认为“雕虫”即可指代辞赋。黄承吉从扬雄“雕虫篆刻”一语出现的具体语境中论述“雕虫篆刻”之本义，比较符合汉代语言文字发展的客观情形，不但没有过度引申发挥的弊病，反而为论“雕虫小技”中“小技”之原委本曰“虫篆”埋下伏笔。黄承吉还指出后世读者对扬雄赋为“童子雕虫篆刻”之说盲目认同也与扬雄巧于“自悔”有关。同时，由于扬雄《甘泉赋》等重要赋作均为扬雄壮年之作，因此黄承吉认为扬雄之“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为不实之言。黄承吉不仅认为“雕虫篆刻”四字之本义与赋无关，而且后汉杨赐所谓“虫篆小技”四字也与赋无关。

　　要之，黄承吉认为扬雄原辞有“赋”有“雕虫”“雕虫赋”三字与扬雄有关，而“文章小技”四字与扬雄无关，“文章小技”又与扬雄论赋为“雕虫”有关，由于扬雄曾说赋为“雕虫”，才导致后人有以文章为“小技”之说。

　　黄承吉论扬雄“丽则”“丽淫”与“雕篆”说的矛盾

　　“丽则”“丽淫”之说也出自扬雄《法言》，《法言·吾子》曰：“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黄承吉则指出，扬雄《法言·吾子》篇中“雕篆”说与“丽则”“丽淫”说相矛盾，扬雄既以赋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则是针对一切赋而言，而扬雄又有“丽则”“丽淫”之说，则是扬雄赋论本身的矛盾之处，但后人转述扬雄“雕篆”之说，而赋即被轻视为“童子雕虫篆刻”。黄承吉认为，文章本身无所谓贞淫邪正之别，而立言立意可以有邪正之别，赋也如此，赋之可取与否在于作赋之人的本心与立意如何，无所谓诗人之赋或辞人之赋，也无所谓童壮少长之作。

　　在评论具体赋家，即评论司马相如和扬雄时，黄承吉胪举了三种看法，其中第一种就是黄承吉自己的看法，即二者一正一邪。另外两种不同的看法：二者皆正；以赋为不正，而隐然相如即在其中者。黄承吉分析了后两种看法出现的原因。黄承吉认为，扬雄之所以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实际上是“寓谗于正”，反过来说，只有在诚心正意的基础上,“诗人之赋丽以则”的提法才真正值得推崇。黄承吉说：“夫赋即六经中之诗，诗有贞淫，则即赋有贞淫。若鸿都门下之赋说，不问而知为淫，至相如之赋则正雄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者，而雄偏处之以俳优之淫，反以‘丽则’之语自为之地。”黄承吉认为，扬雄“丽则”“丽淫”之说的出发点不正，因此由本来属于正言的“诗人之赋丽以则”也仍然可以看出扬雄不则不正的一面。扬雄之义不正，前人多有论及，如班固《两都赋》借西都宾之口称扬东都主人之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文选》俞本眉批引王世贞曰：“扬雄之义不正，相如之事不实，故云。”这些对扬雄之义不正的评述主要针对扬雄大赋主旨而言，扬雄作《甘泉赋》等，文虽藻丽，仍有诡诞之辞，也达不到讽谏之目的，显然还不及班固赋中东都主人之诗的“义正”与“事实”。班固、王世贞之说与黄承吉由扬雄“雕篆”之说而论扬雄之不正仍有区别。前者之“不正”主要与扬雄大赋的主旨有关，而后者之“不正”则与扬雄处己与处人的态度有关。

　　黄承吉论扬雄“丽则”“丽淫”与“雕篆”说的矛盾，并指出扬雄赋论的深层逻辑，他说：“从来善毁不过片辞，耸听必假正论。若雄语者，所谓肤受之愬矣，其所以甘为肤受者，恃己有《法言》，有《太玄》，而相如无之也。且抑其赋，正所以益扬其《法言》《太玄》也。”前人论扬雄“肤受之愬”则有之，如《隋书·李德林传》载任城王湝《遗尚书令杨遒彦书》云：“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王湝赞美李德林识见与文才得兼，然亦可见扬雄与司马相如同被视为擅长“雕虫小技”之辈。至于论扬雄“甘为肤受”的原因，则很少有如黄承吉论扬雄之微意如此者。

　　黄承吉论“童子”雕篆与雄家“童”之与《玄》文

　　黄承吉举扬雄《法言·问神》篇所提九龄童乌之可与《玄》文，与其《法言·吾子》篇之“童子雕篆”之语相比较，认为同是童子，而扬雄对雕篆之童子和自家之童乌态度完全不同，认为扬雄对自家童乌的说法不符合情理。黄承吉说：“孔子尚称‘加我数年，五十学《易》’，奈何乌九龄而可以与《玄》？如果乌九龄实可以与《玄》，则即其《太玄》必不能拟《易》，二者必居一于此。”扬雄伤其家之童乌“育而不苗”，而极力推崇其才华，以表示惋惜，然而这合情却不够合理。因此黄承吉以二难推理的方式指出扬雄之言出现的漏洞。黄承吉认为果如扬雄所言，赋则为童子所为而壮年不可为，扬雄为何又偏于壮年以后为之？这样黄承吉又指出了扬雄的言行不一。同时，黄承吉还举出扬雄《法言》拟《论语》仅从字面、句式等方面拟《论语》的情形，如《论语》云“苗而不秀”，而扬雄则曰“育而不苗”，《论语》云“如其仁！如其仁！”而扬雄曰“如其智！如其智！”《论语》云“既而曰”，而扬雄曰“俄而曰”，等等，可见扬雄之拟《论语》，并非真有得于《论语》，并非以发扬儒家之精髓和道统为目的。黄承吉认为扬雄与赋有关的重要言论几乎都出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扬雄处世的态度有关，更与扬雄赋论存在论己与评人的双重标准有关。

　　黄承吉认为，扬雄《法言》并非“尊圣明道之篇”。他指出：“《法言》一书，前人不察而深重之，至宋始有烛其伪者，恭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法言下》云：‘自程子始谓其蔓衍而无断，优柔而不决。苏轼始谓其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至朱子作《通鉴纲目》，始书莽大夫扬雄死。雄之人品著作，遂皆为儒者所轻。’《简明目录司马光集注下》云：‘此书摹仿《论语》，徒为貌似，不知光何取而注之？殆以尊圣人、谈王道，持论犹近正欤？’是雄《法言》之为貌饰既已显然明著，则其语之不实可知。故即如其‘雕篆’之二语，其中间之间以‘俄而曰’者，正是故为‘蔓衍’‘优柔’；其曰‘雕虫篆刻’者，正是故为艰深浅易。要惟其胸怀诈伪，所以至于如是。且即如其此《吾子》篇之篇目所标‘诞章乖离’等语，明明貌托于近正，而其开篇之首一句乃云‘吾子少而好赋’，试思安有兴言周孔，尊圣明道之篇，而篇首先以‘少而好赋’发端，其后遂贬赋不休者？更安有即以其好赋之‘吾子’二字率名其尊圣明道之篇者？”由此可见，黄承吉对扬雄赋论的阐发并非仅仅关注赋本身，并非以指导时人作赋为目的，而是由扬雄“雕篆”之语而论人，表现出以人为本，以人心为本的论述特点。

　　黄承吉执著于为天地立心的公心而分析“雕虫篆刻”与扬雄之微意。显然，扬雄“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非扬雄悔赋与否那样单纯。从根本上看，扬雄赋论之“雕篆”说并非扬雄真心悔赋，而是时与世变之下，扬雄自我调整的一种策略。然而，“扬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扬雄以某种方式抬高自己的同时，不仅诋毁了赋，也累及了后世对文章的看法。黄承吉认为扬雄“雕虫篆刻”之论非以论赋，将以中人，而其对扬雄“雕虫篆刻”的分析也非仅以论赋，而是将以中人心。扬雄提出的“雕虫篆刻”之说与黄承吉对“雕虫篆刻”与扬雄微意的阐发，皆为中国古代赋论史上值得深思的现象。 来源：《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主体内容）作者：孙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