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矿难，公众已经感觉不算陌生。然而，在这一次的事故中，几位女工的名字跃然纸上，该煤矿违法使用女工的问题由此暴露。《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九条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第五条都明确规定，禁止安排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劳动。于是，位于冷水江毛易镇筻溪村这座并不起眼的小煤矿一时间成为了公众的焦点。此前，对于在煤矿出现女工的情况，冷水江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解释是，“这4名女工属于临时帮工性质”。但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实际情况与此说法存在出入，许多村民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可。
事件进展
4月6日22点24分，冷水江市毛易镇东塘煤矿发生一起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有9人被困井下。事故发生时有14人在井下作业，其中有6名女工，已确认2名女工遇难。从现场逃生的5人中有女工2名，当时有2名女工下落不明。4月14日，记者获悉，由于两名被困井下的女工已无生还希望，湖南冷水江市东塘煤矿“4·6”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救援指挥部已经作出了停止救援的决定，停止救援方案正在报请该省政府批准。
神秘老人偷塞纸条―――“镇长要她说假话”
4月12日下午，记者在冷水江人民医院见到了获救的女矿工李初娥。她刚刚做完高压氧舱的治疗，身体状态还不好，说话没有力气，每说两三句都要休息一会儿。
在李初娥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记者向李初娥简单地问了几个问题。当记者问李初娥在当地煤矿工作了多长时间的时候，她的回答是，“没多长时间”。记者进一步问具体时间的时候，李初娥告诉记者“说不清楚”之后，便不肯再说了。
当时，李初娥的堂兄妹苏秀莲和另一位远房亲戚正在病房里照顾她，随后，记者和苏秀莲也聊了起来。但当记者问及李初娥到底下了多长时间井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在沉默之后，被告知“不知道”。记者注意到，每到这个时候，她们都看了一眼同在病房里的一位来自镇里的干部。
这时，一位来自其他病房的患者家属找到记者，告诉记者说，李初娥刚到病房时情绪不好，还在接受了一些媒体采访之后告诉过他们，“我不想说假话”。那位干部立刻打断了这位家属，对他说，“你不要瞎说”，两人随即当着记者的面产生了争执。
随后，一位拄着拐杖、住在隔壁病房的老人把记者拉到了一边，偷偷塞给记者一张在医院输液卡上写下的纸条。纸条上写着：“李初娥她的姐姐和姐夫死了。她姐姐下了9年井。镇长要她说假话，只下了几个班的井。”
于是，记者把这位没有透露自己姓名的老人请到旁边的护士室。这位老人告诉记者，李初娥这几个女工其实都已经下矿好几年了，但有领导让她对外说只上过四五个班。“她刚到医院来的时候比较激动，现在状态稳定了。她的亲戚和我们都跟她说，‘你不要说假话’，但镇里却给了她压力”。
女工不愿回答下矿时间―――“我还需要当地政府照顾”
12日晚上8点半钟，记者再次来到病房，此时的李初娥精神状态已经好了许多，她接受了记者的进一步采访。采访中，记者再一次向她求证具体下矿的时间，这一次，李初娥的回答是，“这个就别问那么详细了，我还需要当地政府照顾我的生活”。
13日一早，记者来到在这次矿难中不幸遇难的李初娥的姐姐李初连及姐夫陈峥球的家。从东塘煤矿开车10分钟左右，记者搭乘的汽车在一条早已被煤渣染成黑色、泥泞不堪的山路前停了下来。沿着这条山路上山，远远听到传来阵阵哀乐。步行5分钟后，一座土黄色的民房出现在记者眼前，鞭炮声不时响起，打破乡村的平静。记者走进民房，一屋身着白衣的人接待了记者，他们都是陈家的亲戚。灵堂就摆在里屋，家里人请来唱哀歌的人在用歌声为两位逝者送行。
谈及当地的女工下井现象，陈家亲戚你一言、我一语地告诉记者，当地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女工下井的现象。有亲属告诉记者，不仅是东塘煤矿，在其他的矿也有过这样的现象，不过这几年少了一些。女矿工主要是开绞车的，也有下井的。
当记者问李初连、李初娥姐妹是否只下了几个班的井时，陈峥球的一位叔叔摇头说：“不止不止，绝对不止！”但随后也不愿意就此问题多说什么了。
遇难者亲属有话说―――“李初连做了少说有七八年”
离开陈家下山，记者远远地看到一起前来的出租车司机在向记者招手，“快下来，他有话要说！”司机指着身边的一个人对记者喊道。
刘年长，金竹山乡当正村五组村民，遇难者李初连的堂姐夫。“他们就是怕丢乌纱帽！”刘年长很是激动地告诉记者，“镇里有干部找过我，对我说，‘哥哥，得要你帮忙啊。这人啊，死的已经死了。都说瞒上不瞒下，要是有上面领导来问的话，就说（这些女工）上午没有干活，是镇里领导没有检查的时候才干的活。我们要给领导班子减轻负担啊！’”
刘年长告诉记者说，前两天，有北京的记者来了，领导看见有遇难矿工的家属在现场，就赶紧让他们“快走快走”。“他们就是不让亲属说话，想封亲属的嘴，只允许镇里的干部留下说话，让上级不知道这个事，不说他的丑！”
对于具体哪一年开始有女矿工下矿，刘年长表示也搞不清楚，但他表示东塘煤矿的老板在这里挖煤已经挖了有10多年了，而使用女工的情况至少也有七八年了。“有一次，我妹子还跟我讲她的脚得了风湿痛。我就跟她说，‘那你就别干了吧’。可是她对我说，‘姐夫，我有两个小孩，经济困难，不干不行啊！’”
刘年长表示，当天当班的6个女工中，有3个人是常在里面干活的。“李初娥做了一年多，李初连做了少说有七八年。”刘年长告诉记者说。
对于前一天，医院里那位患者家属给记者的说法，刘年长也予以了证实。他告诉记者，11日上午，的确有当地不止一位镇长找过李初娥，李初娥后来在医院里也跟病友说过：“他们让我说假话，我不想说。”
矿老板见到她的第一句话―――“你去洗个澡，躲起来”
刘年长还向记者透露了这样的细节：当时，李初娥从井下爬出来后，立刻打电话试图跟矿上联系，但是并没有人接。而矿老板见到她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去洗个澡，躲起来。”而且，刘年长认为，李初娥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有关方面并没有在事发后把李初娥送至医院，而是他们家属自掏腰包把她送到了村里的医院。直到4月7日下午2点，家属反复向有关部门提意见，才把李初娥转至了冷水江人民医院。“我们是直接亲戚，不讲假话”。
李初娥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出事那天，我从井下跑出来，很着急。爬上来之后，我想，我得去救我唯一的亲姐夫和姐姐啊。我爬了好半天，打电话，就是没有人接。后来我觉得我的喉咙被毒气堵起来，赶紧喝了好多茶才缓过来一点。我本来还想回去救他们，但觉得肚子疼得受不了，就晕倒了，被家人送到了医院。医生给我打针，花了200多元钱。”
李初娥表亲家的孩子谢春晖也告诉记者，当时李初娥是自己一个人瘫倒在那里，情绪十分绝望。她先回了家，后来因为难受才去了村里的医院。村里的医院说治不了，在家属的要求下，李初娥才被送到冷水江人民医院医治。
自述女矿工的生活―――“喉咙里面、鼻子里面都是煤灰”
12日晚上8点半钟，李初娥躺在病床上，这一天最后一瓶液即将输完。记者与她聊起了一个女矿工的生活。
来自湖南涟源的李初娥，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她的父亲已经去世，她的母亲年近七旬，家中还有一个36岁、患有痴呆的弟弟。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8岁，都需要靠她来张罗生活。李初娥所在的涟源地区不算富裕，跑到广州、深圳去打工的人很多，李初娥选择的是来到冷水江亲姐姐家里找寻生计，为的就是一个安全和踏实。
“您感觉您每天的工作辛苦吗？”“肯定很辛苦，工作很重。”根据李初娥介绍，她一天一般工作8到10个小时，自己也可以安排休息日。但为了挣钱，她一个月一般也休息不了几天。通常来说，她一个月会工作二十八九天,有时一个月工作30天，一天都不休息。
李初娥的表姐夫谢汉球告诉记者，李初娥的班有三种：早班早上8点开始，中班下午3点开始，晚班夜里12点开始。一般一个月至少要做26个班。“她以前身体很健壮，很讲究卫生，但后来也不讲究了”。
“能干下去就干下去。”李初娥如此描绘自己的工作时间。苏秀莲告诉记者：“有时我见她下班回来，眼睛都看不清楚了，真是很辛苦。”李初娥则这样描述自己工作一天之后的状态：“喉咙里面、鼻子里面都是煤灰。”而刘年长回忆说，李初娥在井下曾经被打到过腰，结果身体很不好。
对于下矿并不讳言―――“其实我们是想干的，可以挣钱”
这样的矿，在工作方面基本没有什么制度。李初娥介绍说，一个班有时12个人，有时七八个人，人手不够的时候甚至两个人也可以做。
李初娥告诉记者，她刚到东塘煤矿的时候，12元钱一车煤，如果10个人挖，一个人能赚1.2元钱。至于班费，一般来说是10元钱一个班，在好的时候也到过40元钱一个班，“我一天能多做点就多做点”。
对于挖矿这样一个工作，李初娥坦言“还算满意”。根据李初娥的介绍，做好了她一个月也能挣到800元到900元钱，“其实我们是想干的，可以挣钱”。她同时也表示，并不是每家煤矿都会收像她这样的女矿工，即使是他们老板，也曾经对她说过“别做了”一类的话，甚至还给她们放过一个月的假。但是，“老板也是要赚钱啊，我也要赚钱啊！”
女工下井的苦恼―――“男工能推40车，我们只能推20车”
一般而言，矿工是一个绝对属于男性的工作，但李初娥认为自己的工作“跟男的一样，而且做得比男的还要多”。
“刚来的时候住在姐姐家，也的确没有别的什么工作可做。后来有的矿缺男工，我就去做，有一天没一天地做。后来熟练了，也就做下来了。”谈及矿上的生活，李初娥说，“我样样工作都可以做，除了大工挖煤不做，其他都做。”以拖拖漏为例，李初娥告诉记者，一个拖漏得有200斤，他们通常5个人拖，上面一个拖车的，下面一个拖车的，5个人一天要拉15矿车的煤，而一个矿车里有10个拖漏。
李初娥认为自己很“能干”：“其他一些女工没有我能做。还有临时工，干一天就走了。像我们这样的女职工，在这个矿做熟练了，工资也高一点，我们就一直在这里做下来了。这个矿人手也确实紧张，我们就3个人是长期做的，因为我们做得熟练了。”
但不管怎么样，“女工还是干不过男的。像推车，男工一般可以推30车到40车，我们只能推20车。有的男工会照顾我们一些，但有的男工觉得让我们多做一点没关系，他们自己做得跟我们一样。每个人思想不一样啊！不过我一般都会根据自己的力量，能多做一点是一点”。
陈家的一位亲戚说出了女工下井最关键所在：“我们这里只能下井，不下井就没有钱啊！”
刘年长也告诉了记者其中的奥秘：“他们有人说，下井，女工比男工好。女工不调皮，男工调皮；女工要求不高，男工要求高。”
下矿赚钱为了让孩子读书―――“别做这么重的工作了”
在李初娥家，记者见到了李初娥的两个孩子―――梁吉和梁先勇。中午11点半，正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梁吉和四年级的梁先勇刚刚放学。由于妈妈住院，爸爸既要照顾妈妈，又要帮忙料理陈家的后事，基本上两个孩子只能自己照顾自己，饭食则由表亲家提供。
李初娥的家，借住在表亲家里的二楼。进门之后，记者感觉这个家庭完全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除去从表亲家借来的一台电视机，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一台最老式的电风扇。采访当日，湖南正遭遇寒流侵袭，记者身着毛衣都感觉寒意逼人，但发现两个孩子睡的床上竟然没有被子，只有几十件破旧的单衣凌乱地铺在上面，以供他们夜间御寒。
“现在别人都有读书能力，我们没有读书能力。自己的能力太差了，我们要维持生活，只能做这种井下的工作。”李初娥告诉记者说。39岁的李初娥，读书只读到了小学三年级，因此，对缺少知识所带来的艰辛生活深有体会，“没有别的能力赚钱，累一点也没办法，只能自己吃亏了。就是希望能多赚点钱，维持自己的生活，还能供孩子读书。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多读书，今后可以做一点轻工，别做这么重的工作了。”李初娥反复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