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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假发票和工具装满了一卡车

    记者霍宇力　李智平

    长沙破获国内最大假发票案

    长沙市公安局、地税局和国税局日前宣布，警税双方历经10个月的联合侦查，日前成功破获了一起特大制造、贩卖假发票和假完税证团伙案。一个特大制售、虚开假发票、假完税证犯罪窝点被成功捣毁，大批假发票、假完税证以及制假工具被收缴，其中收缴的假发票票面理论最高可开具金额达3411.7亿元。

    据悉，这起案件的侦破创造了三个全国之最：查获的假发票可开具最大票面金额是迄今为止最高的；网络关系在全国同类制、贩假发票团伙犯罪中最为复杂；是全国最早发现的贩卖假完税证案件。

    经查明，这个特大制造、贩卖假发票、假完税证的涉税犯罪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作案隐蔽、手段狡猾，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按照“订单”印制、出售假发票、假完税证260万份，非法获利100余万元。

    截至目前，专案组共抓获制造、贩卖假发票和假完税证以及利用假发票和假完税证诈骗税款的涉案犯罪嫌疑人31人，收缴涉及湖南、湖北、北京、上海等19省市、自治区下属43个地、州、市的各类假发票49万余份；收缴涉及湖南、四川、宁夏、甘肃4个省、自治区的无限额电脑版假完税证2149份，可开具的缴税额无限制；缴获了一大批制假工具并追回赃款49.6万元。

    低风险催生假发票生产链

    目前，发票造假已形成从印刷、仿制、运输到销售的完整链条，这个“假发票”集团的销售网络，已经覆盖了我国大部分经济发达地区，而所有的假发票，都出自广州白云区太和镇大源村七社一栋五层楼房的出租屋。销售也从路边兜售渗透到互联网上，有的电子邮箱一天就能收到数十封关于假发票的邮件。

    据广州市地税局负责稽查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以前不法分子制售假发票的对象主要是增值税发票。在国家实行金税工程后（国家税务总局建设的税收信息管理系统），假增值税发票失去了生存空间。于是，不法分子又开始把制假的对象转向了商业、餐饮业使用的普通发票，并且向西北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渗透。

    该工作人员表示，在目前破获的假发票案件中，普遍呈现出来的特点是：一是涉及地域广；二是发票金额巨大；三是种类多，除了增值税发票外，几乎巨细无遗地涉及地税各种不同种类的发票；四是造成的税收损失巨大；五是制假工艺几可乱真，不仅有可刮开的对奖号码，还有防伪水印。

    “相对于伪造钞票，制造销售假发票的‘犯罪成本’却十分低。”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副局长金卫坦言。根据《刑法》规定，伪造发票，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今年7月审结的广州“7·19”特大制售假发票案，涉嫌非法制造、售卖假发票金额达百亿元，主犯仅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

    另外在销售假发票方面，金卫表示，我国目前法律对贩卖假发票定罪的条件是：一是印制假发票；二是销售假发票50份以上，而且必须要有买、卖两种行为才能定罪，持有、运输假发票都不能定罪。

    一些假发票贩子常常钻法律的空子，贩卖假发票时，身上携带的假发票都不超过50份，致使难以定罪。而且假发票贩子，抓到也只是判个一年半载的有期徒刑，许多人在被释放出来后，又重操旧业，继续贩卖假发票。

    最后，对于假发票的使用者，使用假发票几乎是无风险的。对于为了偷税而使用假发票的企业，被查出后，该企业完全可以否认是故意购买的，而是“缺乏鉴别能力”，收受了其他公司的“假发票”。

    假发票泛滥凸显税制弊端

    假发票猖獗的根源，各界的共识是纳税者对假发票巨大的“黑色需求”。广东商学院张建涛教授进一步认为，“黑色需求”的背后，是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不合理性。

    张建涛表示，假发票猖獗是因为许多企业想借助假发票来偷税。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出我国目前税率过高。比如，我国在税收机制设计上还存在体制性歧视，比如外资企业的税收是15％，而本土企业的税收是33％，这对本土企业来说，其不公平性便导致了强烈的偷税倾向。

同时，张建涛指出，目前我国税收征管方式设计上，也存在许多不合理。主要体现为，是站在方便管理者增收的角度设计，不是从方便国民的角度和企业的角度出发。比如在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上，采用的是单位代扣代缴，一刀切的形式。相对于采用综合征收的国家，对于家庭支出负担重的个人，其购买假发票，以费用代替工资减少个税的愿望，就比较强烈。因此，应在税制和征管方式上有根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