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逄春阶

　　电视剧《红高粱》开播了,“我爷爷”“我奶奶”,刚刚露脸,个性还未充分暴露,暂时不好评价。倒是扮演高密县长朱豪三的于荣光,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一样,开场即出彩。另类县长从高粱地里“钻”出来了。

　　官员难演,银幕、荧屏上的官员形象,往往演得刻板、僵化,让人讨厌。为何难演?一是官身难模。官员都得有个架子,不管是大架子,小架子,反正得像个官样儿,官样儿就不好拿捏。二是官心难测。官员大都是智慧之人,足智多谋。有位作家曾说,唐国强饰演的毛泽东,演的常常是皮毛,演不出那种咬钢嚼铁的内劲。毛泽东的内劲,根源在书生意气或骨气,而不是草头王的匪气和简单的霸气。毛泽东是统帅,也是书生,他的气质,就在刚柔之间。一个人读书少,阅历浅,两眼就发飘。如果说目光也有分量的话,那么毛泽东的目光是一吨重,而唐国强的也许只有二两!差距就在肚子里没有书。书卷气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越装越不像。三是个性官员少,官员大都内敛,低调,不爱突出个性。无形中,就给扮演者增加了难度。

　　于荣光塑造的这个县长有原型,叫曹梦九,高密人昵称他“曹二鞋底”,原来他屁股后面总是背着两个“鞋底子”,用于惩戒那些犯错之人。剧中这个县长自我评价是:“一阵风一阵雨一阵青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这副对联据说是一个文人拟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画出了一个性情官员的肖像。

　　这个县长,不是“高大上”,也不是“高富帅”,拄着手杖,戴着礼帽,摇头晃脑。看上去不正经,但是做的是正经事。优点缺点各半,不是魔鬼,也不是神仙,是个大活人。他不是一个庸官,他的理想和抱负,就是要让高密河清海晏。

　　生逢乱世的县长,理想难以实现,但利用自己的亦庄亦谐的处事态度,认认真真做着自己的本分。剿匪、禁毒、禁赌,这都是难啃的骨头,他却是风风火火,亲力亲为。当然,还有后面的组织抗日之壮举,算得上是英雄行为。

　　这个另类县长,另类在不像个县长,不按正常出牌。心情一激动,情绪不固定。比如天大旱,老百姓祈雨,几个壮汉,费九牛二虎之力,抬出龙王来,恰被县长看到,县长以开明官员自居,严厉斥责百姓愚昧,要求用炮把龙王轰掉,谁求情,也不行,斩钉截铁。乍看上去,这个县长不会做群众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但是正在百姓跪求县长不要炮轰龙王时,骤雨突降。百姓都窃窃私语龙王显灵。而县长竟然忘记炮轰龙王这档子事儿了,突然大笑说,龙王也怕我轰它啊。一语将“干群”关系化解。真是一阵风、一阵雨。

　　于荣光演的县长,一会儿是在现实生活中,思维很正常,但我行我素,特立独行；一会儿又像是在舞台上表演,自己化身为古代的官员,比如看到民女告官,胸脯一挺,惊堂木一拍,高喊“升堂”,这一下子让我想到《徐九经升官记》中的京剧演员朱世慧,忍俊不禁。

　　半是文,半是武。文的时候,整两句古语,恰当不恰当,只要从他嘴里出来,就出效果；武的时候,脚底有根,眼观六路,虎虎生风。文的不行来武的,恩威并施,就此对付土匪,也对付百姓。

　　把官员塑造到活灵活现的程度,考验的是演员的功力,怎么掌握火候,怎么拿捏?那步履,那眼神,那表情,那气韵,那节奏,绝非一日之功,稍有不慎,就演成小丑了。

　　于荣光有童子功。父亲于鸣魁是京剧界名角。上世纪五十年代,于鸣魁主演的《杨家将》火遍京城；后来支边,任新疆京剧团团长。于荣光自幼跟着父亲学戏。我看到报道说,初学京剧时,每天天还没亮,于荣光就被父亲吆喝起床,跟着父亲吊嗓子。新疆冬天零下几十度,可父亲坚持让于荣光到室外吊嗓子。一出门,鼻涕都冻成了冰,但父亲说呼吸着室外的新鲜空气能提高肺活量。于荣光觉得父亲把他“往死里整”。不“往死里整”,能练出活儿来吗?能演得这么扎实、这么传神吗?

　　高粱地里“钻”出另类县长。为官一任,留下了精彩的传说,这是一个地方的福气,高密就有福气。曹梦九县长对莫言获“诺奖”,是有贡献的。不信问问,莫言绝对承认。我喜欢有个性的官员,喜欢官员都有个性；我喜欢演出了官员个性的演员,喜欢演员的个性。

　　期待着电视剧《红高粱》不同于同名电影,不同的越多越好。说真话,同名电影我又看了一遍,依然让我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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