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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富士康邀请了海内外的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及精神病学等方面专家到富士康“会诊”，寻找摆脱“连跳”阴影的出路。作为富士康邀请的社会心理学专家，彭凯平教授在分析“连跳”背后的原因时，呼吁社会不仅要关注逝者，更要关注我们身边99%以上的健康人的心理卫生问题。
■ 本期心理沙龙嘉宾
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伯克利加州大学心理学系终身教授
“我认为社会关系疏离是自杀主因”
新京报：听说您才从深圳回来，您22日参加的“富士康专家会诊”，有没有什么一致的说法？
彭凯平：说“会诊”其实是不太确切的。我个人认为，富士康的问题是企业转型中的心理危机问题，具普遍性，不是简单的心理、病理问题。所以，我们这次，并不是去给富士康员工做心理诊断的，而是让大家从事件中得到教育，从（已发生的）负面的行为思维中，发现正面的榜样。
新京报：您在富士康员工中有没有发现正面的榜样呢？他们表现得都怎么样？
彭凯平：我在富士康就看到有非常快乐的员工，小姑娘小伙子们成群结伙地往外走。事实上，大部分的跳楼者在富士康工作的时间都比较短，最多一年半，最少两三个月，如果说工作压力，肯定不比老员工更大。我觉得，“跳楼”还是由不适应，以及巨大的心理落差造成的。这种心理落差主要表现为：第一，从农村到城市的心理落差，以为来到了大城市，但密集的劳动让他们看到城市却感受不到城市；第二，家庭到社会的落差，从家庭的保护到自力更生；从保护的、尊重的心理环境到批评的、管制的心理环境的落差；从社会支持的关系网络到没有任何支持的关系网络间的落差。
现代社会学创始人爱米尔·杜尔凯姆认为，自杀既不取决于经济基础，也不完全由家庭背景决定，相反，社会关系的亲疏是造成自杀的最主要原因。外出打工者从熟悉的农村环境走到完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这种变迁造成了与先前关系的分离，其本质还是社会关系的隔离。而一系列的跳楼事件，就是社会剧变引发的心理冲突的集中表现。所以说，防止恶性自杀事件，应该是社会学和心理学一起来做的事情。
新京报：有心理咨询师认为从农村到城市务工的年轻人因为不能适应城市环境而产生的“心理隔断期”是他们自杀的一个诱因。您觉得“心理隔断期”具体而言指的是什么？您对这种说法持什么态度？
彭凯平：心理隔断期？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心理断乳期”吧？这种说法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我个人是不太认可这种说法的。因为“心理断乳期”强调从个人内心世界寻找问题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个学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太悲观，把人看得太脆弱。实际上人的内心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
单纯的言语安慰可能让抑郁者陷得更深
新京报：当身边的亲友出现这些前兆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做？
彭凯平：当身边的人心理状态出现问题，表现出以上的那些征兆时，作为亲友要采取合理的处理方式。首先是不要只是用言语安慰，这样的安慰往往是没有效果的，还可能会让他陷得更深。这时候要做的应该是让他从自己的思维世界里跳出来，进入社会和工作中来。通过与社会的接触转移他的注意力，度过心理危机。
第二，一定要找心理医生。有病看大夫是正常的科学态度，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地方。
其次，在交流的过程中，不要带着某种角色跟他交流，而是要采取平等的交流方式。在中国的社会关系中，“角色”观念非常重要。人们总是习惯于扮演一些角色，比如“官员”、“教授”、“平民”等等。工厂里一些管理人员在和工人交流的时候，往往会扮演“公司管理层”这样的角色，而工人自然被定义为“被管理者”，这样的交流是很无力的。中国古语中有一句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便是平时再严厉，在员工向你寻求帮助的时候也要以人和人的交流为前提，感受他的感受，体会他的内心世界，帮助他走过心理危机。
新京报：密集的劳动会使人产生很大的压力，当劳动不可避免的时候，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缓解压力？
彭凯平：当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更应该学会利用仅有的休息时间充分地放松。当有时间休息的时候，要进行一些有组织的娱乐，要和周围的人有心灵的沟通。比如说一起打打球，就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方式。人在进行体育运动的时候，大脑分泌的多巴胺对调整精神状态很有帮助。运动还可以刺激兴奋和奖励神经中枢，让人的身心都得到很好的休息和放松。读本有意思的小说也是减压的好办法，书写得好玩好读才是好书，从书本中转移注意力，让自己的精神得到放松，这样对于缓解压力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参加社会活动可以减少从众行为
新京报：对于富士康事件，有的专家提出“羊群效应”的概念，认为心理状态是会相互传染的。那怎样做才能避免被传染呢？
彭凯平：“羊群效应”实际上就是一种大众的“从众行为”。这种现象原本是经济学的一种说法，最典型的表现是股市投资上的跟风，现在也指社会上一些人被他人所感染做出可能违背自己意愿的事。面对这种社会的感染，最好的抵御办法是要靠社会体制设计。就拿投资来说，个人投资者更容易出现跟风的从众行为，而机构投资相对而言“羊群效应”要少，这不是机构投资者更聪明，而是因为机构的制度设计所限制。我们不能把自己当成单一的个体，要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公民。面对社会事件我们不能仅仅当看客，要让自己自觉自愿地参加到社会活动中去。人一旦融入机构和体制中，从众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新京报：在发生极端行为之前往往会有一些前兆，您觉得我们怎么判断哪些行为是极端行为的前兆？
彭凯平：极端行为的前兆往往表现为偏执的意识、固执的行为、不与外界交流、悲伤的情绪，失眠，厌食，分心，衣冠不整，不注意个人卫生，等等。偏执的意识指的是对于某一个想法特别执着，总认为是自己想的那样。这在近期发生的很多社会心理极端行为中都有出现。固执的行为就是不吃不喝，或者光做一件事情。这样的表现也是可能发生极端行为的征兆。保持沉默，不愿意和别人交流，甚至有人会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哭泣。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情况下，做出极端行为者都会在行动前对家人有所交待，但很多时候家人接收到这样的信息时没能适当地处理，最后也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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