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的袁德珍是一名在深圳做家政服务员的贵州籍农民工，在11岁的儿子田干出事之前，她从未听说过“器官捐献”四个字。今年1月初，丈夫带着儿子外出遭遇车祸，之后两人再也没能醒来。丈夫在昏迷一个多月后器官衰竭死亡，儿子依靠呼吸机和药物维持生命，直到5月13日。

　　为了能让儿子的生命延续，在看完女大学生黄圆圆捐献器官的电视栏目后，袁德珍决定，把儿子的器官和遗体全部捐赠。目前，小田干的肝脏、胰腺、十二指肠、肾以及眼角膜已让5名患者受益。袁德珍的举动感动了无数网友，这些草根们称她为“义举妈妈”。

　　“他跟爸爸出门，再也没回来”

　　京华时报：还记得车祸发生当天的情景吗？

　　袁德珍：(叹气)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那天，他爸爸从厂里下班回家，突然接到零活要出去做。当时小儿子也放学在家，他吵着非要和爸爸一起去，就这样去了再也没回来。从出事那天到离开，他一直都没醒来过。

　　京华时报：在深圳市二院的4个多月，你是怎么过的？

　　袁德珍：孩子不能说话，医院每天只让探望一次，我就看看他，摸摸他，短短的几分钟就是我那些天的指望。如果哪天能让我多陪陪、多看看孩子，我心情就会好一点。4个多月我一直住在医院，开始是租小床，后来就买了一张，晚上撑开在走廊里睡觉，白天就收起来。我晚上经常睡不着，感觉头都快炸了，翻来覆去，坐一会儿，躺一会儿，就是睡不着。

　　京华时报：睡不着的时候想什么？

　　袁德珍：想儿子，我尽量往好的一方面想，想着哪天他突然就醒过来了，能跟我说一句话，叫我一声妈妈。

　　“作为妈妈我多希望能有奇迹”

　　京华时报：什么时候有捐献的想法？为什么想这么做？老家的亲人同意吗？

　　袁德珍：就那几天，我伺候他4个多月从来没想过。我知道他没希望了，但是心里还觉得有活的可能。前些天，我看到电视上有个湖北女大学生去世，她的父母把器官捐出去救了很多人。我就想，如果我的孩子能捐献也挺好，不但能够帮助别人，而且他还能在别人身体里继续活着。我们老家讲究人死要留个全尸，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捐献器官，更没有人这样做过，但是我把捐献救人的事讲后，他们都同意。

　　京华时报：你觉得儿子会愿意捐献吗？

　　袁德珍：(笑)当然愿意，也会很高兴，他是那么善良的孩子。以前有同学来家里玩，有好吃的都给同学，无论是在兄弟姐妹还是小朋友面前，他从来不吃独食。

　　京华时报：是什么让你最终放弃救治了？

　　袁德珍：时间太长了，后来是一天不如一天，医生也说没有希望了。有一点希望我也不会放弃，作为妈妈我多希望能有奇迹啊。

　　京华时报：器官捐献那天你是什么心情？

　　袁德珍：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我儿子救了人，能让他们活着，我替我的儿子高兴。难过的是，呼吸机停了他就永远的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哭)

　　京华时报：捐献过程是怎样的？

　　袁德珍：5月9日，我找到深圳市红十字会的协调员高敏，当天11点多就填写了器官捐献书。当时犹豫了很久，好几次想签字都下不了笔，不停地说‘我再考虑考虑’。一旦签了字，就意味着孩子马上死亡，不签字可能还能推几天，我真的舍不得放弃。最后就想，如果我孩子能帮助别人，把有用的器官捐出来，他还是没离开我的，我就决定了。

　　京华时报：是你通知医生停止呼吸机的吗？

　　袁德珍：5月10日，专家进行了评估，说完全符合捐献条件。5月13日，儿子转院到中山一院。由于器官必须在各项指标正常的情况下捐献出去，原本需要人为停止呼吸机的，结果刚到医院儿子的器官就开始衰竭，呼吸机也不能维持了，必须马上手术。手术之前，我一直拉着儿子的手哭，哭得迷迷糊糊的。手术期间，我就蜷缩在手术室前的靠背椅里面昏睡了，他们打开手术室大门的那一刻，我一下子就惊醒了，我知道儿子是真没了。

　　“死了还能救人，挺好的”

　　京华时报：捐献之前有顾虑或者担忧吗？

　　袁德珍：我以前不懂，也从来不知道可以捐献器官，看到电视上有人这样做，而且还救活很多人，所以就捐献了。因为不懂，所以害怕肯定会有，也心疼儿子，虽然他没有知觉，我还是觉得做手术他还会疼。

　　京华时报：你知道我们国家的捐献器官的状况吗？

　　袁德珍：以前什么是遗体捐献都不知道，现在知道我们国家很多人没有器官可以移植，只能等死。

　　京华时报：有些人虽然具备捐献条件，但他们没能像你一样，做出这样的决定，你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捐吗？

　　袁德珍：理解啊，捐出去之后身子就不完整了，而且捐献之前必须要放弃心里的那个希望，这个很难。

　　京华时报：为什么你最终捐献了？

　　袁德珍：说得不好听一点，人反正是死了，(遗体)放着也没什么用，还不如救一个人好，人死了还能救活着的人，不挺好吗？而且别人用他的器官活着，我觉得他也活着。

　　京华时报：你见过那些受益的人吗？

　　袁德珍：没有。

　　京华时报：想见吗？

　　袁德珍：当然想见，哪怕远远看一眼我也心安，看见他们就是看见我的孩子。我曾经向协调员提过要求，但是人家说没有受益者允许，我不能看的。(叹气)其实只要他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放心啦，见不到又能怎样。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没有失去我的儿子。

　　京华时报：捐献之后你得到过物质或资金上的救助吗？

　　袁德珍：没有，他们说了这是自愿，我也没想过要救助。

　　京华时报：捐献之后后悔过吗？

　　袁德珍：这些天我天天躺在床上想这些事，倒不后悔，反正原本就救不了了。

　　京华时报：很多网友说你是“义举妈妈”，你是怎么看的？

　　袁德珍：做好事有人说，做坏事也有人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的选择，就是觉得能救活人就好。

　　“为了两个孩子，我得活着”

　　京华时报：最近过得怎么样？

　　袁德珍：刚从医院出来，住在哥哥家，晚上还是睡不好。每天至少到凌晨两三点才能睡着，五六点就醒来。那天去洗了儿子的照片，从照相馆出来回家的路上，越看照片就越想他，越想越难过，越想越难过，我就哭了，在马路上控制不住自己，蹲在地上哭了一阵子。回到家又大哭了一场。你要是看到我儿子的照片，也会流泪的，他真的很乖。

　　京华时报：以后打算怎么办？

　　袁德珍：你说怎么办？能怎么办？过一天是一天吧。(停顿)慢慢来吧，这痛苦肯定不是一天能消除的，需要时间，毕竟我还有两个孩子。当初最难过的时候，我就想剩下的两个孩子。没有他们我肯定撑不下去，没有活的意思了。

　　京华时报：现在两个孩子谁在照顾？

　　袁德珍：车祸发生后，我每天在医院照顾他爸和小儿子，我不放心两个孩子自己住城里，就让他们回老家了。现在在老家的县城上初中，半途转学学校没有宿舍，我就在外面给他们租了房子。没办法，他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家里的亲戚都在农村，没办法照顾他们。

　　京华时报：以后还会在深圳生活吗？

　　袁德珍：会，毕竟在城里打工比在老家种地强。但是两个孩子学费太高，我一个人供应不起。2006年，我们来深圳打工，两人工资5000元左右，虽然日子简单，5个人在一起也挺幸福。等事情处理完了就回老家，我不放心两个孩子。

　　京华时报：几年的深圳生活有没有遗憾？

　　袁德珍：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要知道发生这一切，我们就不会来深圳打工了。

　　□数说捐献150:1

　　据深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赵丽珍介绍，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1万人能找到器官捐赠来源。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器官移植的等待者和捐献者之间的比例分别为3:1和5:1，而在我国，这个比例高达150:1，差异悬殊。

　　赵丽珍表示，捐献率低原因有多种，首先是我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起步晚，宣传不到位。此外，一些医院不能正确按照卫生部印发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分类标准”来判定死亡，为了减少医疗纠纷，避免麻烦，医院不愿开展器官捐献工作。受传统文化和观念影响，国人也不太能接受器官捐赠。(黄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