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服务外包也就是从社会上购买公共服务，这本不新鲜，但城管服务外包却还比较少见，而且目前它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挑战和现实难题。

    深圳城管服务外包的最初动因就是执法人手不足，当地的“西乡创新”模式试行一段时间后即在全市推广，并逐渐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协同、公众参与”的格局。这一创新最初还得到各方好评，但推广过程中出现了所谓“异化”。比如，协管与小贩发生恶性冲突、物业服务公司拥有大量山寨城管执法车，有些协管向小贩收取保护费之类的乱象频繁出现。甚至，在与摊贩冲突中被刺死的某协管员，家属要求追认其为“烈士”，但这名“烈士”有黑社会组织成员之嫌。 

    涉黑却还要申报“烈士”，这种情形应该比较少见，但其他种种“异化”不在少数，尤其是城管在执法过程中与摊贩发生恶性冲突，这在全国范围来说屡见不鲜。正是这些“异化”，使得城管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颇为不佳。深圳市民对城管服务外包这项创新存在疑虑和不信任，其实根源于城管本身的“异化”。在与摊贩的恶性冲突中，究竟有多少仅仅是“协管员”所为，又有多少是正式的城管人员所为？

    就算许多恶性冲突是协管员干的，这些协管员即“临时工”的执法权，是否也得到了正式部门的认可？如果赋予了他们执法权，那无论叫协管员还是临时工，他们其实就是城管，其嚣张与暴力形象也就代表了城管的形象。

    问题的要害在于，在当前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下，城管系统是否有能力搞好外包？从深圳城管服务外包出现的“异化”来看，还是招标及监督和约束出现了重大漏洞。深圳外包来的协管员本无执法权，只能通过告知、提醒、劝导“六字诀”协助实施城市管理。但“六字诀”异化为越权执法、欺行霸市，则明白无误地表明，对于所授出的权力的监督和规范出了大问题。而如何在机制上予以补救，则成为城管服务外包能否健康持续下去的关键。

    就当前城管系统给人的普遍印象看，城管的服务外包必定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而舆论其实来源于现实中城管的所作所为。哪怕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妖魔化城管，有关部门所能做的，也只能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为自己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