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建医院，遍布掖县四十多个村庄

　　自1941年起，日军集中兵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分割、“扫荡”和“蚕食”，斗争形势空前残酷。为了应对这一形势，西海军分区后勤卫生部门把分散在四个县的卫生所合并为一个，通称西海军分区卫生所，驻大泽山东侧的东、西葛家一带的山村里。1942 年11 月，敌人以2万余兵力对胶东展开“拉网式”冬季大“扫荡”。军分区党委决定将医院卫生所迅速撤出大泽山区，转移到西海地区具备良好掩护条件的掖县，化整为零地隐蔽活动，先后分批转移到掖南县郝家、临疃河、柞村和掖县王门、郑家埠、高郭庄等40 余个村庄。因西海卫生所设在各村地洞中隐蔽开展工作，所以军民称之为地下医院。地下医院共设五个医疗区，北掖有王门、朱旺、西北障三个医疗区，南掖和南招各设一个医疗区，在大泽山所里头村还设立了休养区。中心医疗区位于王门，收治重病伤员。朱旺医疗区和西北障医疗区属于绝密区，离敌人据点最近地方不足五里，南掖医疗区则救治一些轻伤伤员。

　　掖县是老根据地，党组织坚强，群众基础好，早在1938年就建立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民主政权。当党组织发出号召：按照“村村有地洞、个个能住人”的要求，依靠群众，深挖地洞，把卫生所转入地下活动，尽快适应严酷的环境。各村纷纷响应，党员、民兵、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成为骨干。

　　挖地洞是一项隐秘又艰辛的工程。由于各据点的日军以及汉奸特务紧密注视各村庄的动静，挖洞只能在晚上进行。弯弯曲曲的坑道，只靠一盏马灯或油灯照明，灯光如豆，什么都模模糊糊。洞内狭小，人在里面直不起腰，甩不开膀子，只能一点点抠土，要是碰上石头或硬土，半天都啃不下一筐土。运土更是难事。为了不留痕迹，地面上的人要赶在天明以前把挖出的鲜土运走。时值严冬，寒夜难捱，土一时上不来，只好站在空旷的野地里守候着。为了驱寒，人们只能在原地跳着和转圈跑步，土上来了再继续干，确保不留下一筐鲜土。

　　柞村后高家村的党员、民兵，在年过半百的老村长高天昌带领下，每晚挖洞至深夜，一批累了再换一批，饿了啃几口冷饼子，渴了喝一碗冷水。很快挖了一条约400米长的地道，两侧还挖了很多小洞子，能住五六十名伤病员；卫生二所驻西障郑家村，这个村党支部发动党员、军属50多人天天晚上挖地道，先后挖了六条地道，长达800 多米，可容纳二三百人；卫生所机关驻王门村，距掖县城仅15里，该村挖了多条地道，七个进洞口、十几个出洞口，建大小病房25个，可容纳140多名伤员，其中最大的一个洞长有500米，设了十个病房，可容纳60余人。

　　各村群众也在党支部的发动下展开行动，全家同挖、父子同干、夫妻争先的情景到处可见。为防止敌人“扫荡”，人们机智灵活地将洞口设在锅灶下、箱子下、水井里、草垛里、猪圈里、坟丘里等隐蔽地方。

　　秘密交通线，运送伤员三年未中断

　　地洞备好了，伤员们如何送到地下医院来呢？卫生所建立了一条秘密交通线。这条秘密交通线的路线是：从大泽山北麓消水庄联络站到郝家村转运站，向北途经高山、临疃河，翻过云峰山，跨过掖庙公路，经饮马池、郑家埠到王门中心医疗区，再分送到王门北面的西北障医疗区，或向西北越过烟潍公路到达朱旺医疗区。这条交通线最艰险的一段路程是云峰山，该山在掖县县城东南十里许，有三个山峰，中间高、两边低，当地人叫它笔架山。

　　来到医院之前，伤员需要办理入院“手续”。“前线的伤员来此治疗，一律更换便衣，未经批准，不许出洞。”村与村、洞与洞之间不准发生横向联系，地洞的位置只有房东和医疗区领导知道。护理人员均是房东的“家人”, 而且必须熟悉房东一家三代和左邻右舍的情况，还要准备一套“口供”，以应付敌人的盘查。

　　南掖郝家村是伤病员出入院的中转站，伤员在此被接收入院，脱下军装换上便衣。轻伤员留南掖医疗区，重伤员转送到王门。郝家村和附近几个村庄组织了担架队，每副担架五个人，四个人抬、一个人带路并换手。为了安全，都是天黑后才出发，向北到达云峰山，从神仙洞东面的山凹里进山。山路崎岖，又不能照明，遇到上下坡时要随时调整担架的高低平衡，保持平稳前行。每次到达山顶时，即便是在寒冬腊月，担架员的衣服也总是被汗水湿透。

　　这条地下交通线在沿途党组织和群众的大力支援和掩护下，从1941年到1944年，整整三年从未中断过。

　　爱如阳光，照亮地下艰辛医护生活

　　伤病员转入地下相对安全，但医务人员遇到的困难却超出了想象。这些伤病员被安排在40多个村子里，十分分散，每村的医务人员既要当护理员，又要承担采购、做饭、做群众工作等任务。医护人员在地下工作，一方面要抢救伤员，另一方面还要拓展地下空间。即使是女护士们，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像男同志一样挑灯夜战。

　　在地下医院里，为了使伤病员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或晒到些阳光，医务人员想尽了各种办法。在曹郭庄，护士申吉桂和护理员孙国寿带着七八名伤病员隐蔽在一个小地洞里。由于地洞的气眼没有打好，伤员们呼吸困难。申吉桂冒着生命危险，扒开洞口到老百姓家找来大铁钻。两人连续干了三天，终于打通了一个茶杯口大的气眼。

　　当时伤员的伤情大部分是手榴弹和地雷伤，一般是多处受伤。伤口创面大而脏，从前方经过四五天才能转到医院，有的伤口感染化脓，入院后又长期住在地洞里，因此在治疗和护理上都异常艰难。时任西海军区卫生处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刘子坚的回忆录中记载：在医疗卫生条件异常艰苦和极度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开始尝试着自己动手土法制作脱脂棉、蒸馏水、氯化钠等最普通的物品，甚至找出许多民间偏方来给伤员治病，比如上山挖草药，用荠菜酒止血，用大蒜治肠炎、痢疾，用生姜、大葱头治感冒，用艾蒿针灸关节炎等。

　　1943年，胶东军区卫生部派来了专业的军医和助手，可以对战伤进行扩创取弹片和截肢手术，但只能在地面上进行。有一次，张燕军医利用紧靠地洞的民房，改造成手术间，给一个负伤的年轻民兵动手术。突然敌人进村了，村长立即迎上前去，千方百计拖住敌人。民房里，张军医沉着操作，将民兵的伤口缝合好，送进地洞隐蔽起来，最终小民兵的胳膊保住了，没有落下残疾。

　　环境艰苦中，为了掩护好伤病员，医护人员有时会付出生命的代价。1941年夏，王谟医助和护理员小郑带领一部分伤员在南招沽河村养伤。日军突然来此地“扫荡”，一部分重伤员由王医助带领隐蔽在村外的地洞里。由于情况紧急，洞口附近的脚印没有处理干净，敌人循迹找到地洞口，并大声叫嚣。见洞中无人出来，便向洞里放起毒气。危急时刻，王谟和年仅15岁的小郑为了保护全体伤员的生命，毫不犹豫出了洞。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始终咬定洞里无人，最终壮烈牺牲。

　　亲如一家，村民倾心布下“安全网”

　　如此庞大的群体遍布各村，却没有暴露一个目标，靠的是当地群众自发的强大支持和保护。当时，村村都自觉形成了职责分工：医务人员和伤病员住在谁家，谁家的成员都把其作为自己家人来称呼，并把他们化名登记在自己家的户口簿上。青壮年主动为地下医院传递消息，老大爷、老大娘密切监视村里的坏分子，儿童团严格盘查过往行人……人民群众撒下密密的安全网，倾尽全力保护着被他们视为亲人的战士们。

　　1942年冬，掖县城的日军突然扑到小武官村，数名工作人员来不及躲藏，只好混在群众之中。不料，一名伪军硬拉着炊事员老韩给他们带路。老韩是外地人，不仅口音不对，而且对这里的道路根本不熟。正当老韩犹豫之际，一名日军军官举刀欲砍。年近六旬的张大爷冲出人群，一把擎住刺刀说：“他身子虚不能走，我路熟，身板好，愿带路。”又一天拂晓，一队日军闯进高郭庄村。高大娘家正住着一位延安来的处长，患重病，发着高烧躺在炕上。敌人已经进院，下洞已来不及了。大娘急中生智，一把拉过一床棉被盖到病员身上。敌人进门就指着病员问：这是什么人？大娘镇静回答：这是我儿子，得了伤寒病，正在发高烧。敌人一听是伤寒，一边后退一边骂着走了。

　　据当年的护士长王利华回忆，在王门村有一个双层地道，有一次伤员出洞晒太阳时，被一个反动伪属透过围墙的裂缝偷看到，向掖县城日军告了密。鬼子进村后逼着村民刨开了洞口。趁着敌人一时不敢下洞，医护人员一面把重伤员往二层洞转移，一面组织有战斗力的人准备抵抗。洞窄、拐弯多，转移很困难，还没转移完，敌人便开始向洞里打枪、扔手榴弹。鬼子还抓了一个村民在前面走，下了洞，走到地道中间，村民发现前面躺在侧洞里的来不及转移的伤员，便故意侧过身子挡住了油灯光，并推了推墙，说“到头了”，随后就把油灯熄灭了。跟在后面的汉奸、伪军你推我挤，抢着跑出洞口。敌人不甘心，准备用烟熏洞，刚刚点起火，听到附近有枪声，怕中埋伏，仓皇逃走了。

　　1944年全国的抗战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西海军分区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大泽山腹地大田等据点，全歼守敌五个连，剩下几个孤立据点的敌人已不敢大肆展开“扫荡”。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军分区决定将卫生所由原隐蔽斗争形式转为公开斗争形式。这年深秋，卫生所从王门、朱旺、西北障、南掖和南招五个医疗区撤出，集中到大泽山北麓、南掖葛城一带十几个村庄里，坚持两年的地下医院生活终于结束了。

　　在这一段极度艰难的岁月里，医务人员开展了特殊方式的创造性医疗护理工作，伤病员在黑暗潮湿的地洞里以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伤病和死神抗争，驻村人民群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子弟兵……地下医院在地方政府和胶东人民的无私援助下，克服缺医少药、敌军袭扰等困难，使上千名伤病员恢复健康，重返抗日前线，成为胶东地区波澜壮阔抗战史上的伟大创举。同时地下医院不仅接收部队伤员，根据地群众也可以入院免费治疗，军民鱼水情深，生动地谱写了胶东军民团结一心、血肉相连、共同抗敌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