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鲍元恺的《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1991年10月13日由王钧时指挥天津交响乐团首演。这部由六个组曲组成的大型管弦乐作品，以脍炙人口的中国民歌旋律和绚丽多彩的西方管弦乐色彩，展示了一幅幅汉族人民的生活图景。自1991年首演以来，通过国内外乐团在世界各地的频繁演出，使《炎黄风情》成为近年来在海内外演出率最高的中国管弦乐作品。从1995年起，经教育部审定，《炎黄风情》陆续进入中国大陆各地中小学的音乐课本，成为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教材。

　　今年是《炎黄风情》首演25周年，汤沐海大师指挥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以全新的演绎，在国家大剧院第五届交响乐之春向听众展示了这部地跨东西南北，情及悲愁喜乐的炎黄子孙风情长卷。

　　本刊(音乐时空）在2015年曾经发表了鲍元恺教授的十篇《“炎黄风情”创作札记》。2016年的这场《炎黄风情》音乐会，把这部作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使作曲家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为此，我在音乐会后专门就这场音乐会采访了鲍元恺老师。

　　郭：怎么样的“天时地利人和”？

　　鲍：他把4月9号这场《炎黄风情》的音乐会，纳入到在国家大剧院为纪念中国交响乐创作百年的第五届“中国交响乐之春”，使《炎黄风情》在中国交响乐创作百年之际，荣幸地和那些伟大前辈的作品一起，纳入了中国交响乐创作的史册！国家大剧院在演出前，以平面的、立体的、视频的、网络的预告铺天盖地。我不在北京，却每天收到北京亲友在地铁、公交上看到我为这次交响乐之春录制的讲话视频的消息。

　　这是国家大剧院提供的“地利”。

　　郭：“天时”指的是什么？

　　鲍：自1991年《炎黄风情》首演以来，通过国内外乐团在世界各地的频繁演出，使《炎黄风情》成为近年来在海内外演出率最高的中国管弦乐作品。从1995年起，经教育部审定，《炎黄风情》陆续进入中国大陆各地中小学的音乐课本。也就是说，除了经历过这些民歌深入骨髓贯通血脉年代的中老年人，已经有几乎两代中国年轻人，通过课堂熟悉了这些民歌和管弦乐曲。

　　郭：那其实就是为这场音乐会培养了一大批听众。

　　鲍：是的。还有历年来各个部门为《炎黄风情》举办的各种活动，也是在培养听众。

　　今年恰逢《炎黄风情》首演25周年。《炎黄风情》从1991年起，每五年举行一次集中的演出活动：

　　1996年，《炎黄风情》首演5周年。2月2日，由谭利华指挥北京交响乐团、陈澄雄指挥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同时在北京音乐厅和台北“国家音乐厅”举行《炎黄风情》全部曲目的两岸同步音乐会。9月15日，由赖德梧指挥多伦多华人乐团在加拿大安大略华人交响音乐会上演出《炎黄风情》三首选曲。9月24日，由埃尔克指挥芬兰西贝柳斯交响乐团在北京紫禁城艺术节演出《炎黄风情》五首选曲。

　　2001年，《炎黄风情》10周年。9月21日，由天津交响乐团四重奏组在北京金帆音乐厅举行《炎黄风情》室内乐版《华夏弦韵》专场音乐会。

　　2006年，《炎黄风情》15周年。12月8日、9日，由《人民音乐》编辑部、人民音乐出版社和天津音乐学院联合举办《炎黄风情》总谱首发式、《炎黄风情》研讨会和《炎黄风情》管弦乐版、电子琴版、弹拨乐版、钢琴版和电子管风琴版音乐会。

　　2011年，《炎黄风情》20周年。由天津市教委主办，《炎黄风情》首演的原班人马——指挥王钧时和天津交响乐团在天津中华剧院举行《炎黄风情》全曲的复演。

　　郭：25年了。这四次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相关报导也为这场《炎黄风情》音乐会做了充足的铺垫。。

　　鲍：除了这些，2006年，《炎黄风情》被收入人民音乐出版社首批“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出版总谱；2008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炎黄风情》的钢琴版乐谱和唱片；2012年入选国家文化项目《中国百年音乐作品典藏》。2013年由中国文联列入《中国当代文艺名家名作译介》工程，成为以多语种版本，通过文字、图片、音像、网络等多种形式对外交流的国家重点项目。此外，画家李志国李志强兄弟为《炎黄风情》绘制了24幅大型重彩工笔画，曾随《炎黄风情》音乐会在天津、北京、深圳，以及香港、台湾展出。现由台湾文教基金会收藏。这些画作反过来也推动了音乐的传播。

　　郭：这些年的积累，都用在了这一场不同寻常的音乐会了。那么，“人和”又是指的什么？

　　鲍：今年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成立一甲子。应当说，目前的“国交”，是这个乐团六十年来人心最齐，状态最好，在国际国内交往最多，影响最大的时期。

　　作为作曲家，我特别赞扬的是国交的“龙声华韵”音乐会系列。以推介当代中国作曲家作品为宗旨的音乐会系列《龙声华韵》，是享誉海内外的国家级艺术品牌。《龙声华韵》通过举办作曲家专场音乐会的形式，为中国当代老中青三代作曲家提供了展示不同艺术风格交响乐作品的高端平台，为推动民族交响音乐的发展做出了永驻史册的贡献。这个系列是国交现任团长关峡先生提议创立的品牌。一个中年作曲家，不仅为自己的长辈同行，也为自己的同辈甚至晚辈同行操办作品音乐会。这本是他份外的事情：他不是音乐学院的教授，没有提携晚辈的义务。他不是“老干部处处长”，也没有为早已退休的前辈服务的职责。为了振兴和发展中国的交响乐创作，他和国交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创造了这个响当当的民族文化品牌。我很高兴，《炎黄风情》被国交纳入了“龙声华韵”这个高端推广的平台。

　　不得不说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些作曲家（包括我）和指挥家（包括汤沐海）因为对当时的国交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或与国交有这样那样的芥蒂，而纷纷远离国交。这是音乐界人所共知的一段历史。关峡团长上任后，顶着各种压力，承担所有责任，一个人一个人地疏通关系，一件事一件事地挽回影响。他甚至在国交最忙的时候，飞到厦门与我促膝长谈。他的诚意和担当令人感动，使这些指挥家作曲家重新与国交密切合作，创造了国交的今日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