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芬兰作曲家卡伊娅-萨利亚霍

　　尽管国内关于卡伊娅-萨利亚霍（Kaija Saariaho）的专门研究还不多见，但这个名字近年来在专业音乐圈中却越来越受瞩目。这位生于芬兰现居巴黎的女作曲家，先后获得过美国格文美尔奖（2003）、维胡里大奖、美国内莫斯奖、丹麦索宁奖（2011）、瑞典极地音乐奖（2013）等荣誉，这其中很多都是奖掖文化领域有杰出贡献人士的荣誉，而并非专门针对音乐家，其在欧美文化界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萨利亚霍最早在芬兰赫尔辛基西贝柳斯学院学习作曲，后又到德国达姆斯塔特、瑞士佛里堡深造。80年代，她就显示出了一些个性化的创作特征，如作品独特描绘性、抒情性以及微妙细致的发展方式。特别对于新音色的发掘，通过对传统乐器演奏技巧的拓展以及计算机音乐的尝试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一时期的为管弦乐队与磁带而作的《Verblendungen》(1982-84), 室内乐组合与电声《Lichtbogen》（1986）等作品获得了业界的好评。90年代起，她的音乐变得更为感性，旋律更为起伏跌宕，节奏律动更为鲜明，在声音色彩方面的表现也更为多样和纯熟。近年来，萨利亚霍的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作品的体裁丰富多变，同时显露出两个新的特征：一是与演奏家们的合作更为密切，她的作品往往由一些“御用”的演奏家来诠释，作曲家的作品甚至就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另一个特点是，她在作品标题选择上的文学性以及对于乐谱上各种表情术语的详尽标记，使得她的作品不再是抽象的音响展现，而是成为作曲家与听众之间思想、想象和情感表达上的桥梁。

　　2014特隆赫姆音乐节期间，我有机会采访了这位害羞、沉静甚至有些不苟言笑的作曲家。她对于祖国的感情、对于当代创作的独特理解等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心成为一位作曲家的？

　　萨利亚霍：我小时候就对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我是个非常害羞的人，虽然学习过好几种乐器，但并不喜欢在人前表演。而且，我从小便总是在脑海中对音乐有着各种各样想象，所以后来就学着将这些想象变为现实。作曲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从来没有想过会从事其他的事情。

　　记：您虽然从上世界80年代起就居住在法国，但始终保持着芬兰国籍。作为一位国际化的作曲家，我们如何去了解您作品中的“芬兰元素”？

　　萨：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芬兰度过的，这也是我形成的自己人生观的关键时期。那些在我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接受的教育，今天依然伴随并影响着我。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芬兰”，并保留着芬兰的国籍。做一个芬兰人，就意味坦率、真诚，在音乐中寻求一种深沉的表达方式。

　　随之而来的是，当然是如何在我的音乐中呈现这些感受。或许是我在思想中试图在声音和光影之间建立某种联系，或许是我大多数作品中又带有某种严肃性？或许是那些音乐的缓慢展开的手法。我并不能很具体地描述这种连接，但我想这都是芬兰带给我的。

　　记：提到芬兰音乐，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西贝柳斯。你的音乐创作是否受到了他的影响呢？

　　萨：在芬兰，西贝柳斯的音乐无处不在，所以这对我来说他一直是芬兰的一部分。成年之后，我才逐渐开始从一个作曲家的角度去认识他，并对他的创作技术和音乐手法进行研究。我热爱并欣赏他的音乐，它总是能深深触动我。但我的创作与他并没有具体联系。

　　记：从你的作品中往往能听到旋律性、律动性的，甚至有很多东方色彩的音响，这可以看成是某种创新，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回归。你如何评价自己的这种创作风格？

　　萨：在我学习作曲的那个时期，对于如何写作正确的音乐确实有很多压力。这有点像写作帕勒斯特里那风格的对位：有一些严格的规范需要遵守。

　　这开始也对我造成很大的困扰，但后来我意识到，我可以根据自己意愿创造出自己的规则，这也是我想要实现自己脑海中对于音乐的想象所必须做的。最为重要的还是最终呈现出来的音响。当然，对于作曲而言始终都是需要某种规则的，我只不过想要建立起自己的规范，来按照我的想法结构音乐。

　　关于我的作品的批评一直都有，开始是因为我是女性。而后则是关于我的创作技法，接着有些人认为我背叛了现代性。对于我的歌剧作品的批评之声尤其激烈。对我个人而言，我只是想跟随自己的本能，我不可能取悦每个人，我也不想难么做。

　　记：现代音乐总是被人理解为晦涩难懂的、小众的艺术形式，你会如何向观众解释自己作品呢？

　　萨：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方式又多种多样，这就是音乐的丰富性。我的音乐诞生于西方音乐文化传统，正像我的基因遗传自父母。在这个根基上我构建我的音乐和人生。但它不同于早期的音乐，因为我生活在当下。

　　如果我们对于一些事物没有任何了解的话，我们很难轻易理解它。就像如果你去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旅行，无法奢望初来乍到就能与人们打成一片。音乐亦然。作为现代古典音乐——无论你怎么称呼它——并非你耳朵所习惯，我们需要对它有所了解。音乐会是聆听音乐最好的场所，因为你能与其他听众一起欣赏到现场的表演。同样，像其他时代一样，今天我们可以听到各种风格的音乐作品，你可以不喜欢某些人的作品，但并不意味着你不能被另外的作品打动。

　　技巧在当下的生活中是一个重要且有趣的部分。它让我们看到、听到和探索一些我们前所未有的事情。对我而言，它已经成为一个认识、修正和创造新音响的工具。对于一些非常规的演奏技巧，也是非常自然地产生在我的脑海，我从来不会刻意做一些“离经叛道”的东西，只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去拓展传统的演奏技巧。

　　记：通过聆听这次音乐节演出的作品，我能够感受到你在音乐语言以及合奏形式上的多样化特征，同时也能看到你好像对大提琴和长笛有着特殊的偏爱

　　萨：是的，从很多方面来讲，长笛和大提琴都很契合我的音乐语言。长笛的吹口构造使它成为管乐器中唯数不多能在演奏中将乐音与气声和噪音结合起来的乐器。这使我只用长笛就能创造出十分戏剧化性的音响。

　　其实我对所有的弦乐器都很喜欢，但大提琴的音域宽广，且非常富于表现力，这刚好能够满足我在技巧上的要求。我倾心于这两件乐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两位好朋友——长笛演奏家卡米拉-霍依滕加和大提琴家安西-卡图南（Anssi Karttunen）。近几年，我的所有长笛作品几乎都是为卡米拉所写的。

　　记：你于这些音乐家密切合作，是因为他们能够准确地传达出你的创作意图，还是因为他们个性化的表达？

　　萨：一旦演奏家们充分了解了乐谱，我很乐于听到他们自己的诠释，并鼓励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理解来表现音乐。

　　记：你的音乐中是否包含着某些政治的、民族的或是艺术的“信息”？你的创作灵感通常来自何处？

　　萨：作曲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我将生命中的某些感受和经验融入到创作中。但是音乐是一种抽象的艺术，我不能说我的音乐有什么具体的信息，特别是关于政治。

　　当我的思绪从一个具体作品的写作中抽离出来，新的想法就会显现，特别是当我在徜徉大自然当中，在阅读或是欣赏一幅绘画时。我想，这些想法也许是产生自我脑海中的某些潜意识的部分。在每一部新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总够一些美好的时刻，那就是当每一个乐思或者一个段落从脑海中的想法变成现实的时候。这些时刻通常是我工作中最快乐的部分。

　　记：我了解到2015年，您将担任日本武满彻作曲大赛的评委。还有就是在聆听您的长笛作品时，总会让我想起东方的尺八的音色。您的创作是否从东方文化中汲取了灵感呢？

　　萨：上世纪90年代，我在日本住过一段时间，并有幸见过武满彻本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曲家，也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很敬佩他。但说到我的作品，更多的是我内心声音的一种表达，很难说东方的文化给我某些具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