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红灯笼》《曹雪芹》到《元培校长》，周映辰导演的音乐剧创作理想愈加明晰而成熟。《大红灯笼》和《曹雪芹》着力解决音乐剧的“水土不服”，寻找健康成长的土壤，属于用世界的眼光来观照本土音乐剧的生长。而《元培校长》以本土音乐剧的独有品质与世界性审美展开自信对话，凸现中国本土音乐剧的个性化魅力和旺盛生命力。对周映辰个人而言，三部戏三级大台阶，让我们看到了本土音乐剧导演的快速成长。而之于中国本土音乐剧的发展史，周映辰坚实的脚步和引领的姿势，是一种光荣的绽放。

　　《元培校长》依然坚定地运用“中国叙事”作为一剧之魂，生发和饱满中国元素，以民族文化营养音乐剧的成长。尤其是经过《大红灯笼》和《曹雪芹》的探索，周映辰深刻体会到，本土音乐的根在于对中国文化的参透与体悟，对中国诸多舞台艺术的借鉴与融合，对中国精神叙事的挖掘与传承。在某种程度上，这两部戏更多的是周映辰怀揣西方音乐剧的文化概念和艺术形象，精心培育中国种子的中国音乐剧。换而言之，她用力于中国音乐剧的自在生长，尽可能张扬本土艺术的意味。到了《元培校长》，她更多的是注重本土与世界的互动，以更开放的思路来创作，以更自信的艺术来呈现。

　　《元培校长》以蔡元培1916至192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经历为线索，串联起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精彩故事和人物群像，情节更具故事性，音乐更具愉悦性，舞蹈更具冲击力，演唱更具感染力。周映辰调动一切利于音乐剧的艺术元素，打造属于她自己又颇受欢迎的音乐剧叙事。当然，最引人注目的当是“摇滚元素”的加入。无论是认同的，还是嫌摇滚得不够劲的，人们都承认摇滚是这部戏强度最大的兴奋点。但我更愿意体察周映辰对这部戏整个构思的文化审美和精神意象，以及对于中国音乐剧创作的启示。周映辰是一个有想法的导演，而这一切想法，源于她对于音乐剧的精到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灵性感悟。如果说《大红灯笼》讲究的是意象，《曹雪芹》描述的是意境，那么《元培校长》张扬的是意味，此种意味集中体现了周映辰的创作悟性。她回到历史现场，洞察了20世纪初的蔡元培的心灵坐标、北大的精神风范和整个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文化浪潮。那是一个西学东进、新旧文化搏斗的文化生态，整个社会在沉闷中涌动，在死板中充满想象，在混乱中冲动无限可能。周映辰正是精确地把握到这一时代的文化和精神脉象，并艺术地融合进创作之中，最终让这部戏生成了特色之象和内在之魂。周映辰的智慧之处在于以时代的特质推进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如此一来，摇滚已不是元素那么单一，而是对一个时代、对一种文化生态的意味性映射。那个时代，那样的文化生态，在本质上与摇滚是一致的。摇滚不再是元素，而是一种文化的挥洒、一种精神象征、一种情绪的流动，所以才有了“摇滚不是释放，是解放”的宣言。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思潮，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内理与本土音乐剧的发展是一致的。周映辰以此为发力点，让《元培校长》的叙事与那个时代一样充满无尽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可能。所以，翰林、西服、校长三个蔡元培意识流式地出场，今天的大学生与20世纪北大学子的穿越歌舞，演员的歌舞集时代性、当下性和想象性于一身，既让人恍如走进历史身临其境，又享受现代性的鲜活。

　　可以说，该剧的成功之处在于周映辰以准确的文化定位、智性的艺术融汇、灵动的创作行为，建构了自己的音乐剧叙事，以中国文化种子的力量，让本土音乐剧骄傲地走进世界音乐剧之林。无论是她导演的三部戏，还是以点入面，都应合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中国式智慧。而且，周映辰也以个体的努力，推动中国音乐剧的激情行进。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音乐剧的教学和推广。同时，她又担任音乐剧的制片人和导演，走出课堂走向舞台。教授、导演、制片人，三者合为一体，让她走得有底气，有力度，更有广阔的视野和精细的步伐。

　　从《元培校长》，我们看到了本土音乐剧的自豪，更看到周映辰这位导演对本土音乐的赤诚与执著、努力与贡献。更重要的是，《元培校长》为我们今后音乐剧的前进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坐标和艺术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