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音乐奠基人

　　新音乐事业最后一棵不老松

　　与贺绿汀、吕骥、李焕之、赵沨等一代音乐活动家共同开创了新中国音乐事业的李凌，11月3日去世，为90年人生路画上了句号。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他看到了更多的新世纪的曙光。

　　李凌1913年12月28日出生在广东台山，1938年赴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1940年在重庆创办《新音乐》月刊。1946年在上海创建中华音乐院，1947年在香港创办香港中华音乐院。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乐团团长、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在中国音乐舞台上没有他的身影，在中国音乐的灿烂海洋里找不到他的作品，但他的十几本文集，几乎评述了新中国所有的重大音乐事件和音乐人才。从才旦卓玛、胡松华、郭颂、关牧村到彭丽媛，从马思聪、盛中国、俞丽拿到吕思清，从马可、瞿希贤、薛范到施光南，从李德伦、严良堃到陈燮阳，李凌的著述洋洋大观，成了一部活的新中国音乐史。这些人在李凌的笔下，多数还是青年歌手、青年作曲家和青年指挥，如今不少已经作古，或者成为音乐大家。

　　因为没有耀眼光环的照射，加之他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李凌去世后家人竟很难找到一张可以用做遗像的照片。他的长女李妲娜也在医院里，她给记者打电话，悲伤地说：“爸爸走了。”这不是她一个人的爸爸，李凌组建了新中国音乐教育班底，他是新中国交响乐之父！他走了，竟然难得一张可以描述他精神本质的照片……

　　4日下午，音乐界名流闻讯赶到李凌家里吊唁。记者在灵堂前请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谈谈李凌的贡献，王院长说：“李凌不仅是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了不起的干将，也是整个新中国音乐教育、音乐发展的领导人，并且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音乐事业、为未来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最大的精神力量。作为一个学者，他是中国音乐学的奠基人，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最早的创办人。作为一个人，他是我们音乐界最值得敬重的长者。因此我在这里留言，说：辉煌业绩，正直人生！”

　　相隔16年，周总理还记得李凌的名字

　　1939年9月，李凌从延安到了重庆宣传抗战，创办《新音乐》月刊、组建新音乐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音乐”运动。他创办的《新音乐》第一期销售量就高达3万多份，在国统区所有进步刊物中创造了纪录。这本刊物到了周恩来的手里，周很赞赏，于是约见李凌。

　　1940年春，李凌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向周恩来汇报了工作，周恩来说：“这样做很对。”周恩来说，要把《新音乐》作为推动各地抗日歌咏运动的联络工具，有组织地展开工作，使各地群众性的新音乐运动活跃起来，配合当地的青年运动，起到团结青年教育青年的作用。把广大青年争取到抗日战线中来，把陕甘宁边区的新歌介绍给国统区的人民，使歌咏运动注入新血液，如果切实做到这些，那《新音乐》的意义可是不小的！

　　在抓群众歌咏运动的基础上，周恩来还希望李凌做音乐界上层的统战工作。李凌更加用心地和包括马思聪在内的一大批音乐专家真诚相处，为日后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交响乐事业团结了力量。

　　1953年7月，中国青年艺术团参加罗马尼亚世界青年联欢节前，周恩来接见了团长周巍峙、副团长李凌、戴爱莲、李少春。当周巍峙向周恩来介绍李凌的时候，周恩来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你不是叫李绿永吗？什么时候改名儿了？”李绿永是李凌编辑《新音乐》时的笔名，李凌没有想到时间隔了这么久，中间虽有见面，但不是单独约见，人多，周恩来怎么能有这样深的印象呢？

　　解放后，李凌与周恩来的接触就多了起来，国家重大的艺术活动，少不了总理指导，也少不了李凌的组织，包括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这样的一些活动中，即使是他景仰的周恩来，李凌也敢于提出自己的主张。一次，周恩来认为乐池里乐队一响起来就好像一堵墙，把台上演员的歌声挡住了，要减少乐队人员，或把乐队搬到舞台侧面去。李凌说：“乐队大小是有关系，但根本问题是配器写得过重，指挥又不加适当的控制。外国歌剧乐队不小，乐队也在乐池里，却不会影响演员的歌唱。乐器减少了，只一面大鼓，狠命地敲打，也会把歌声淹没的。”

　　周恩来略有所悟，说：“是这样吗？你就是喜欢辩论。”

　　老乐团人说：没有李凌就没有中央乐团

　　周恩来说：“中国应该大量地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在总理的关心下，1956年新中国组建自己的交响乐团———中央乐团，李凌出任团长。问起李凌，中国交响乐团的前身中央乐团的许多老音乐人反复强调：没有李凌就没有中央乐团。为新生的共和国讴歌过，在一段红火的年代里辉煌过，曾经热情饱满地在祖国的大地上挥洒过，今天，中央乐团的第一代艺术家们，都成了老人。然而回溯50年，刘淑芳随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出访了，她的深情的歌唱传遍亚非拉；严良堃作为新中国最为出色的年轻指挥被派往苏联深造；李学全刚刚在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长笛比赛中获得金质奖。

　　初创时期的中央乐团，以李凌领导的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骨干成员组建的中央歌舞团里从事西洋音乐演奏的艺术家们为班底，广泛吸纳国内最为优秀的尖子人才，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迅速成长为一个由交响乐队、合唱队、独唱独奏小组三驾车组成的文艺阵营，活跃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为各地群众送上最好的精神食粮，也代表着年轻的共和国，向世界展示着东方音乐文明的风采。

　　资料显示，李凌时期的中央乐团是国内最为活跃的一个文艺团体。在北京，乐团举办了近400期“星期音乐会”，一大批音乐家凭这些音乐会为广大观众所熟悉，一代人也靠这些音乐会了解了世界上最优秀的音乐。面向全国，李凌主持下的中央乐团开通了“音乐大篷车”，在全国巡回演出，为乐团赢得了声誉。

　　那时中央乐团的住房也是各文艺团体里最好的。当时李凌找到北京市的彭真，硬是让四五百号人的中央乐团全部迁往和平里模范住宅区，其他单位的人都很羡慕。李凌还四处游说，将北京六部口的一家电影院改建成北京音乐厅，中央乐团从此就有了自己固定的演出场地。

　　歌唱家罗天婵在那个年代是“黑五类”，扣到她父亲头上的“反革命”帽子到1984年才彻底摘掉，罗天婵当时的情绪可想而知。而李凌硬是不肯将她放弃，顶住压力让她纵情歌唱。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李凌为了保住阵营，提出“以小保大”的方针，将乐团分成6个小分队到基层演出，为工农兵服务。为了活命，他们演了不少活报剧。不能说心甘情愿，但只有那样，才保住了我们新中国刚刚萌芽的交响乐事业。1957年反右前要求知识分子鸣放，当时乐团正在外地演出。李凌通知大家，千万不要回来搞鸣放。如果当时大家回到北京，至少有一半的人会被打成右派。因为李凌的远见，他们得以全部保存了下来。

　　三年困难时期，李凌为了让大家生存下来，千方百计搞到一点儿黄豆，还有糖，就背着这些东西挨家挨户地送去。那时这些东西非常宝贵，吃到了就不会浮肿。歌唱家吴其辉说：在最困难的时候，李凌能经常搞到一些鸭子，20个人分一只。我们男高音小组由我把鸭子煮熟了，叫大家各自从家里把碗拿来，我分给大家。“20个人吃一只鸭子，每人能吃几口？”我问。“一口就没。但当时有多少人能吃上这一口呢？”吴今天依然激动不已。

　　钢琴家鲍蕙荞说：我还是音乐学院四年级学生的时候，李凌听了我的演出，就主动写文章向观众推荐，这令我非常感动。他作为一位前辈音乐家，对我的鼓励成了我前进的力量，对我的成长是重要的。

　　严良堃曾说：李凌在牛棚里也还弄点萝卜头养起来，按时浇水，让它开花，他甚至每天按时喂和他同居一室的小老鼠，吃中饭、吃晚饭时，放点儿吃的在老鼠洞口。罗天婵说李凌像父亲一样，刘淑芳说李凌比父亲还亲。

　　刘淑芳本命年的时候，按风俗，她该系一条由长辈为她准备的红腰带，她想到了李凌，就打电话过去，李凌就托人送了两条红腰带给她。六一儿童节，刘淑芳寄了几个钱给80多岁的李凌祝贺节日。在工作关系失去多年后，他们之间交往中的人情味儿越来越浓。

　　为8岁吕思清学琴，李凌找到邓小平

　　1977年李凌调到中央歌舞团工作。那年秋天，只有7岁的吕思清被李凌的长女李妲娜带到家里。吕思清给李凌拉了几首练习曲，他还要李凌听他演奏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李凌听后，觉得在音准、音色、力度、速度上还好，对曲子的风格、情调也有一定的情趣和根底。当李凌了解到吕思清是被他业余习琴的父亲培养的，并且他父亲觉得自己培养到这个程度再难有长进时，就努力促成吕思清到北京学习。

　　但是有个别教师认为这个小孩学得不正规，不同意收他为学生。李凌感到这样的一个孩子找不到学校，找不到老师继续指导非常可惜，他就专门请中央乐团的小提琴家杨秉荪、盛中国等认真地听了一次，大家听后都说：“学得不错，没有什么严重的毛病。”

　　李凌更有信心了，就给毛毛（邓小平的女儿）写信，请她把一个天才琴童就学难的处境转告邓老。邓小平让毛毛转告李凌，要好好关心此事。

　　过了几天，李凌在一份“内参”上看到一段邓小平和一个外宾谈话的消息，邓小平说：“我们歌剧院院长，发现一个7岁的学习小提琴的天才，是天才就要很好地关心他，尽快设法使他成长。”

　　当时中央音乐学院也刚刚恢复，但是少年儿童班在十年动乱中解散了，校舍给人占用了，少儿普通班的老师早调到其他学校去了，特别是照顾小孩的保育员、生活老师都遣散了，要恢复少年儿童班，需要花费很大力量。但李凌想，如果中央音乐学院不迅速恢复少年儿童班，要想在钢琴、小提琴这些需要从幼年就认真培养的专业中出人才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李凌请他的老朋友、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设法把少年儿童班重新创办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李凌又“威胁”赵沨：“如不抓紧办，我要告诉邓老！”后来，赵沨千辛万苦恢复了少年班，吕思清得到了他应该有的教育，并一步步获得了今天的成就。

　　实现周总理遗愿，重组中国音乐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以学习西洋为主，而中国音乐学院以挖掘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为主，这是当年周恩来对这两个音乐院校的期望和分工。但“文革”中两院合并为“中央五七艺大音乐学院”。

　　1980年，恢复中国音乐学院，李凌出任院长。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搭建了班子刚开课，原来的校舍恭王府要收回修复保存，让学校另建校舍。

　　李凌计划修建中国音乐学院新校舍估计至少要100亩地，他自己亲自画了一个设计图，修建教学楼、学生教师宿舍、外国来华学习中国民族音乐的留学生宿舍、图书馆，还特别要修建一个5000平方米二层圆形的民族音乐展览大厅，大力搜寻我国几千年来的音乐文化遗产展出，同时还要在校舍南面临街的地方修建一个音乐厅对外演出，大力推广民族音乐。

　　李凌在自己的方案里详细叙述了周恩来在1964年建立“中国音乐学院”的希望和建立基地的苦心，为中华民族音乐艺术，为世界华人爱好祖国的音乐而来祖国学习民族音乐的青少年而设的意义。李凌通过邓琳向邓小平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邓老给予关心。不久，李凌得到消息，“关于建设中国音乐学院新校舍已经列入国家最近的五年计划中”。

　　今天，北四环外有一片灰墙绿瓦的楼群，这就是李凌创建起来的中国音乐学院。

　　1984年有个精神，年老的领导人要大力扶助新的接班人，放手培养新人。李凌立刻响应号召，光荣隐退。而今天，中国音乐学院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为祖国培养着音乐人才。

　　三下齐鲁，让彭丽媛到北京进修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广州有一个“羊城音乐花会”。彭丽媛作为山东的一个歌手，引起了李凌的注意。李凌觉得，每次民族民间汇演都出现过优秀的青年人才，但是他们的命运，像割韭菜一样，出现一批甩掉一批，因为他们大都音乐知识不多，功力不深，很快就被更年轻的新演员代替了。如果彭丽媛这样唱下去，李凌觉得唱不了多久就在当地消失了。所以在电梯里碰到彭丽媛，李凌就问：“你的声音很好，还想读书吗？”年轻的彭丽媛脱口而出：“当然想。”但是这时彭丽媛不知道这是中国音乐学院的院长，她悄悄地问别人：“这个瘦老头儿是谁呀？”就是这个老头儿，三次到山东，千方百计把彭丽媛调了出来。

　　其实，对于彭丽媛的培养，李凌并不是非常有把握。李凌把曾经在中央乐团工作并成功地辅导过李谷一的金铁林调到中国音乐学院，让他负责辅导彭丽媛。

　　当时，彭丽媛选取的曲目多数以色彩取胜，蕴藉、深沉的少。李凌就提醒她：多练习一些像《窦娥冤》中的《倚门望》、《洪湖赤卫队》中的《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得解放》和《伤逝》中的《不幸的人生》之类歌曲，以加强对表现复杂、曲折、起伏较大、情感深沉曲目的锻炼。

　　到今天，彭丽媛无疑是民族声乐演唱的演员里最好的一个，她的大气，比她的甜甜的小师妹们更受观众长久的喜爱。

　　李凌说：“一个人的生命除非被断送了，不然，他总是活的，要生发开去的。你把他这方面禁压了，他就在另方面生长，因此，几千年来，被损废了不少，也没有把一切生机禁锢住，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但是，在这个寒风袭来的冬日，李凌随他的时代而去，而他缔造的新中国交响乐事业、新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事业，却正红火，在今天闭幕的第六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活跃的中国演奏家，都是李凌孙子辈的，因为他们的成长，李凌应该放心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