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诗歌一直就被所谓的“雅”、“俗”撕扯着。文人诗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弃置，对山林、田园、桃花源等“乌托邦”世界的向往，使诗歌呈现出某种超现实的面貌。这种意象实践的沉淀造成了诗与日常经验的背离。诗歌中存留的是另一种生活向往，而这种向往与日常无关，与当下无关，与个人无关。因为这种写作“常识”的存在，诗人们举步维艰：他们惧惮于摹写瞳孔中真切的景物，表达自身感受时也有不够“超越”的顾忌。因此，生活（真切的生活）被从诗歌中抽离了，余下的只是那些需要我们充分调动联想机制才能虚拟出的虚拟世界和情感空间。诗歌，这一“缘于情感”的文体正日渐背离着情感。
　　
　　事实上诗坛从来就不乏变革者。当我新近读到《杨克诗歌集》（重庆出版社出版）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杨克一直在寻觅着意象与心灵之间的神秘通道。日常生活经验的诗歌化成为其探索的一个重要成果。诗人不回避当下生活中的一切现实物象。在杨克看来，现实的世界不仅有其产生的历史过程，而且还蕴藏着一种指向未来生活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不论合理与否，这种生活顽强地进入了你我的生命世界，无从选择，无法逃避。所以，高楼、电话、石油、飞机、火车站、咖啡馆、城市广场、旧货市场、过江隧道、音乐会、电子游戏、野生动物园……这些我们寻常所见的城市物质赫然进入了杨克的诗行，甚至成为一首首诗作的标题。除了物，还有人：民工、时装模特、城市锯木人、情侣路上的和尚、异国的华人女孩、莎朗斯通、辛迪·克劳馥、戴安娜、曼德拉、索尼娅·甘地、德兰修女、马拉多纳，以及“无名状态”的城市人“某某”……这些读者们直接或间接熟悉的人物，变成了诗人观察当代生态（城市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的重要载体。
　　
　　日常生活经验的书写包含了一种巨大的变革力量，与此相关的口语化倾向更在形式上变成一种坚定的象征。物质意象的变化其实映现出诗人写作立场的差异。对当下生活漠不关心的诗人，迟早会招致读者的弃置。而《杨克诗歌集》作者对生活的贴近，更多地出于一种自觉意识。我们稍稍留心就能注意到：这本诗集中的人与物，虽然众多，却不杂，大多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换言之，城市生活构成了这本诗集的主要内容。这并不奇怪。当代诗坛中不乏这样的姿态：在城市中怀念乡土，在乡村里想象城市，惟独对身边的城市或乡村弃之不理。我很难相信这样的诗人会有真切的感受与写作的激情，完全凭借想象力的写作，其实包含了一种巨大的危险。
　　
　　《杨克诗歌集》的作者冷静地察看着身边的城市。在这物质与欲望汇聚之所，诗人梳理出了当代文明的种种胎记。对于城市生活，杨克的态度是中性的，或者说，他更愿意做一个当代城市文明的记录者而不是评判者。但这种中性的立场遮蔽不了诗人的激情——这种激情既非盲目的认同，亦非简单的批判，而指向一种严肃的思考。诗人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全球性消费浪潮，他在反思着我们仅有的商品物质记忆。这本诗集中有首诗曾为诗坛热议，题目叫《在商品中散步》，写于市场经济马达启动的1992年。诗人敏锐而勇敢地表达商品，准确地记录下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人的思想状况，以及当时变动着的精神现实。
　　
　　然而，与这首诗中对于商品的礼赞不同，诗集中的另一些保留着对商品化和城市生活的警惕。比如《天河城广场》中对于物欲飞动的人群的描写；再如《真实的风景》对城市人心理属性的拷问。
　　
　　这本诗集中常出现“散步者”这一形象。对诗人而言，漫步城市，并不是一种中产阶级自得的休闲行为，而代表了一种审慎旁观、冷静批判的姿与影。他有首诗广为传诵，叫《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厂房的脚趾缝/矮脚稻/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它的根锚/疲惫地张着/愤怒的手想从泥水里/抠出鸟声和虫叫……”这首诗写于2001年南方的初夏，写在城市化进程的领跑者东莞的田头。它体现的其实不是杰姆逊所说的后现代性的怀旧，而是一种对前现代社会弱势的关怀和生命本源的敬畏。事实上，这种混杂的现代性在今日中国已无处不在：穿着暴露的偏僻乡村女孩、信鬼拜神的现代企业家、安静乡村里忽然耸立起的别墅楼盘，还有有钱以后不知赞助慈善事业的少部分富人，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在现代性的道路上，我们所行未远，或许才刚刚起步。东莞的那块稻田，或许正是中国现代性分娩阵痛的象征。除了稻田，诗人提醒我们：值得敬畏、尊崇、怜惜、反思的，还有许多许多。 李凤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