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就这样带着慰藉和满足无牵无挂地走了，更多鲜活的生命将由此得以延续……”以上这段话镌刻在山东省遗体捐献纪念碑的背面。现在，这座纪念碑上又多了一个名字，孙成礼。11月4日，烟台市牟平区宁海街道东油坊村78岁老人孙成礼因病去世，按照老人遗愿，老人的角膜成功移植给两位眼疾患者，其遗体由滨州医学院接收用于医学研究。

　　 他们捐献都有简单郑重的初衷

　　“我走后将角膜捐献给别人，我就还能看见我闺女，多好啊，哈哈。”这位捐献者叫刘忠宁，一位遭遇车祸被截肢的残疾人，却一直用各种方式的笑和记者谈起自己如何成为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

　　2013年夏，刘忠宁被大货车撞倒，醒来时只剩了一条腿。刘忠宁是家中独女，离异后带着女儿独自生活，飞来横祸让她想从6楼病房跳下去。在得到社会各界无私捐助后，刘忠宁觉得无以回报，决定捐献自己的遗体。“我没为这个社会做任何贡献，却得到大家倾囊相助，那就用我残缺的身体回报，也算积德。”刘忠宁说，“我走后将角膜捐献给别人，这样还能看见我闺女，多好啊！”在自己做完遗体捐献登记后，刘忠宁又说服父母一起进行了捐献登记。

　　今年59岁的龙泉镇村民李德亮2011年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李德亮说，他是在电视上看到关于失明小孩接受遗体捐献者角膜后复明的报道，有了想法并付诸行动。“人死了，就是烧成一把灰，太可惜了，还不如捐给社会，用来治病救人。”李德亮这样解释自己捐献的初衷。2011年8月8日，顺利办完捐献登记后，李德亮又动员父亲和妻子一起捐献。李德亮回忆说，“当时两个女儿举双手赞成。我又对老婆说，我都去了，你不去？让我们一起献份爱吧。”于是，2012年5月18日，在李德亮父亲居住的敬老院里，李德亮的父亲和妻子一起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签下各自的名字。

　　 他们身后将奉献之光洒向了社会

　　对社会而言，遗体捐献对社会医疗卫生事业有着极大贡献，其主要用途是用于医学研究。今年3月12日13时，福山区退休教师孙先生因病去世，在福山区红十字会的联系下，将遗体无偿捐给了医学科研事业，完成了他的遗愿，成为羊年首例遗体捐献者。

　　孙先生曾是一名军人，在部队里不仅增长了知识才干，更坚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退伍后，他一直致力于福山区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在三尺讲台上，多少年来，没有亲生子女的孙先生把一大批乡村孩子培养成了国家栋梁。退休后，孙先生退而不休，帮助他人，深受当地群众尊敬。今年2月5日，身患重病的孙先生弥留之际，委托妻弟到福山区红十字会申请了遗体捐献。

　　今年1月26日早上8时许，芝罘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接到毓璜顶医院医生的电话，称芝罘区一位86岁老人去世，按照老人遗愿，她的家属要把眼角膜和遗体捐献出来做临床移植及医学研究。老人因患糖尿病、冠心病等疾病，在送到毓璜顶医院当天去世。老人的亲属并没有透露老人的姓名和身份，我们只了解到老人生前学过医，曾于2012年9月在亲人的陪同下到芝罘区红十字会领取遗体（器官）捐献登记表，进行了登记。芝罘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接到老人去世的消息后，协调联系到市红十字会、山东省眼库、滨州医学院相关工作人员抵达毓璜顶医院，与老人的家属一起，向老人举行了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

　　 捐献者队伍年龄结构开始多元化

　　“刚开始时，大部分遗体捐献者都是身患绝症的老人。”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吉加宽介绍说，随着现在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志愿捐献者中年轻人的比例在逐年上升，特别是一些高学历者和青壮年党员的加入，使捐献者队伍的年龄结构更加多元化。“上至80岁的老人，下至年轻大学生和孩童，所有年龄层基本都被覆盖了。”吉加宽称。

　　肖美荣，牟平区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遗体捐献工作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肖美荣的电脑中，记者看到了28个名字。“这28个人中，只有4人是公职人员，其余全是农民。”肖美荣说，是这些最最普通的农村老百姓做出了最伟大、最高尚的善举。记者在这份统计表中看到，28个捐献志愿者中，年龄最大的89岁，年龄最小的36岁，其中生于上世纪50-70年代的人居多。肖美荣永远也忘不掉今年大年初一的那一幕，市民刘丽华的两只眼角膜，分别移植给山东沂源县和河南开封市的两位眼疾病人。肖美荣也忘不掉2012年因车祸意外去世的杨玉婷，用一对角膜、一个肝脏和一对肾，挽救了5个人的生命。

　　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吉加宽介绍，现在已成功进行捐献的最小捐献者是一名眼角膜捐献者，只有2.5岁。孩子因为意外死亡，父母将其眼角膜捐献出来。我市目前成功捐献36例遗体；成功捐献眼角膜29例；成功捐献器官19例。其中，最小的眼角膜捐献者仅有2.5岁，年龄最大的为86岁。

　　 传统观念成捐献者最大阻碍

　　“这些年来，我看到和感受着捐献者的生命在另一个人身上延续，却也感到十分无力。”肖美荣说，牟平区从2006年开始开展遗体捐献工作，10年来，28个登记遗体捐献志愿者中，只有三位成功捐献遗体和眼角膜。无数在生命线上徘徊等待的患者和屈指可数的捐献者，面对这个现实问题，肖美荣感到力不从心。

　　肖美荣说，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多人对器官或遗体捐献存在偏见。遗体捐献的阻力还来自亲属，要想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非常困难。孙成礼老人早在5年前就有捐献遗体的想法，可是担心子女不能理解，邻里误会晚辈不孝。李德亮也说，他的姐姐也想申请捐献遗体，可是儿子死活不同意，最后只能作罢。“宣传力度不够。器官或遗体捐献是什么？怎么捐？有什么用？很多人不了解。”肖美荣说，相比西方，我国的遗体和器官捐献事业起步不久，人们对于器官或遗体捐献的认识并不深，尤其是知识、流程、法规也知之甚少。

　　肖美荣说，在红十字会工作八年来，每一个捐献者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这个事，每个人都很坦然，没觉得是多大个事，想捐就来了呗。”

　　就在记者结束采访的当天，肖美荣接到李德亮妹妹打来的电话说，她也准备申请遗体捐献，而刘忠宁的朋友林女士在得知刘忠宁的举动后，也表示要捐献。

　　面对庞大的病人需求，需要越来越多爱心人士加入志愿者行列。市红十字会副会长于才己表示，捐献人体器官是拯救病人的唯一希望，我市2010年底启动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如今，遗体器官捐献咨询、登记的市民数大幅增长。

　　 我市有1000多例登记捐献志愿者

　　“遗体捐献者把自己奉献给需要的人和医学事业，这是高尚、体面、有尊严的举动。”市红十字会副会长于才己这样说，截至去年底，我市共有1000多例登记捐献志愿者。

　　于才己称，以往很多市民没有把捐献遗体和捐献器官当作光荣的事去做，一旦听说别人登记捐献遗体，很多人不是去鼓励，而可能是嘲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意识的提高，通过宣传普及捐献知识，现在我市的捐献氛围良好，爱心市民参与和支持捐献的热情不断攀升，呈现出捐献者年龄、身份不断扩大范围的趋势。这是种高尚人格的体现，也是一种对自身对社会乃至对自然的一种科学的态度和价值观。

　　据统计，我国现有盲人500多万，其中因角膜伤病失明者近200万人，而每年所做的角膜移植手术仅4000余例。现在我省眼角膜捐赠与等待的比例接近1:50；而我国每年有100万人在做肾透析；同时还有30万人死于肝功能衰竭。尽管每年有1万中国人接受器官移植手术，但较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150万的需求量，依旧是杯水车薪。 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吉加宽 姜磊 王辰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