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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推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较为粗放的对外开放模式也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妨碍了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国民福利的增加。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单向引进和数量扩张为特征、以环境和资源较高损耗为手段的粗放型对外经济开放模式已不能适 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立以追求开放质量和双向流动为特征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具体来讲应做到“五个提升”。
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
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
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国或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对外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阶段式变化过程。根据WTO（世界贸易组织）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2003年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为38.4%,发展中国家为51%,中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68.44%和65.51%,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较多,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2004年我国消费率为53.6%,比2003年回落1.9个百分点,与1978年相比下降了8.5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2007年开始好转,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强,消费与投资增速的差距缩小2.2个百分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5个、4.4个和2.5个百分点,消费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但这还不够。
过度依赖对外贸易会给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例如,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会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加大经济运行风险。一旦世界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必然会对我国产生冲击,同时加剧贸易摩擦。因此必须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努力做到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协调。为此,要着力促进城市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加大社保和医疗、卫生、教育投资,有效改善人们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倾向,确保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提升;要着力促进农村消费,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等投资;要着力促进消费热点和消费结构升级,大力发展与衣食住行用相关的通信、文化、旅游、住房等产业。
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
提升协调利用中资与外资的效益
对外资的充分利用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例如土地成本。尽管国家明令禁止以压低地价为手段招商,但一些地方政府为达到引资目的,仍不惜以低于成本价格甚至无偿出让工业用地来吸引外资,致使引资“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2006年审计部门审计调查87个开发区,发现其中60个开发区存在违规低价出让土地的行为,65个开发区制定了明确的财政返还政策,79个开发区向企业返还120.15亿元。这实质是贱卖了土地这样一个稀缺且不可再生的资源。
又如税收成本。长期以来外资企业在我国一直享受“超国民待遇”,这不仅使外资企业规避了社会责任,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也人为制造了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使国内企业很容易输在起跑线上。
再如环境成本。发达国家从保护本国环境、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出发,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或跨国公司等途径,将造纸、建材、制药、纺织、化工等污染严重的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引资心切和管理薄弱,大大降低环保标准和治污成本,甚至不惜牺牲当地居民的长远利益,对那些污染严重、破坏生态的项目大开方便之门。这些地区虽然表面上短期经济收益增加,但与其付出的巨大生态成本相比,其长期社会收益将为负。
《1999世界投资报告》中写道:“有必要认识到跨国公司的目标与政府的目标并不一致:政府试图促进本国范围内经济的发展,而跨国公司试图增强其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力。因此,并不是所有的FDI都总是并自动地符合东道国的最佳利益。有些会对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我们不能继续沉浸在引资规模的扩张上,而是要追求引资质量的提高。要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的优惠,保证国内企业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要通过提高环保标准来提高投资门槛,吸引真正有实力的投资者。要对外资投资方向加强引导,调整引资政策,使外商投资逐渐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调整过去对所有外商项目一视同仁的优惠政策,对世界领先的或我国急需的高科技项目进行有计划、有重点的扶持。
存差是指商业银行存款减去贷款的差值。从1995年我国金融机构首次出现存差开始,近年存差在进一步增加。这反映了储蓄增长相对过快,信贷增长相对不足,资金闲置和使用效率低。可见,当前我国并不缺乏建设资本,相反,中方资本大量过剩。在这种新形势下,倘若继续过多引进外资,势必产生“挤出效应”,影响中资的有效配置。因此,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协调利用中资与外资的效益,是亟须统一认识和创新政策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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