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今天考了我几个成语,让我用纸笔写下来,分别是“鳞次栉比”、“沆瀣一气”和“鳏寡孤独”,我居然没有一个写对的。不是多笔少划,就是干脆写了别字。这些词中学就学过,我在不同的文章和书稿中也均使用过,没想到现在离开电脑居然就成了文盲。相比之下,英文单词我就很少拼错──其实也没专门背过,仿佛摸到键盘,就掌握了那门语言。这是我们的文化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仔细想来,有些令人心悸。
　　
　　比起我的忧心忡忡来,很多专家似乎非常乐观。比如清华大学历史系赵平安教授就声称:提笔忘字只是一种暂时性失忆,根本不会影响汉字文化的传承。可能我过于保守,总之一想到自己对母语的记忆只能高度仰赖拼音,就会有些后怕,担心有一天没了电脑,自己连半个字都写不出来。
　　
　　拼音化似乎是表义文字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普遍发展趋势。曾经使用汉字作为书写工具的语言,比如越南语、日本语和朝鲜语,后来都改成了拼音文字。几百年来,虽不妨碍交流与沟通,却带来了不少麻烦,比如朝鲜语里同音词过多,导致韩国的宪法若不用汉字根本无法将法律概念描述清楚；还有越南语虽全部采用拉丁拼音,却必须用复杂的逗点和符号来区分音义。1949年之后,中国汉字改革的过程中就出现过是否拉丁化的争论,就是有人建议取消汉字、完全用拉丁字母来书写中文,所幸官方没有采纳这一荒唐的建议,而采用了相对折中的简化字方案,虽然也给文字的传承带来损失,却并未伤及根本。
　　
　　没必要啥事都扯开嗓门去和人一较高下。某些潮流我们不得不顺应,但有意识地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却是时刻不应遗忘的责任。我时常对人讲犹太人恢复希伯来语的故事:一门早已废弃的语言,居然在以色列建国之后几十年里,奇迹般复兴,重新成为犹太民族的通用语言,这在我们的国家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位在出版社从事西方学术著作编译工作的朋友时常对我抱怨:国内的翻译太糟糕了,写出的中文简直令人不忍卒读。我恰好有一些学外语出身的朋友,英文比我好很多,但写出的中文,连基本的文从字顺都做不到。在我看来,这就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外语只是一种工具,而母语却是我们的身份,一个连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都稀里糊涂的民族是很难令人尊敬的。
　　
　　不能不承认,不少中国人对中国话的掌握,已经到了相当糟糕的程度。以前,“掉书袋”、拽文言被视为读书人迂腐的体现；可如今,情况颠倒过来,有能力掉书袋、能读懂文言文的人,即使在受过极好教育的人中,也找不出几个来。有大学校长连四句唐诗都念不对,另一位校长当着乔姆斯基的面说:乔姆斯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学者当中唯一还健在的。这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母语水平,不认字尚可原谅,连语言交流的基本礼仪都顾不上的,实在有点令人鄙夷了。
　　
　　事到如今,想再回到书写时代似乎已经不可能了,电脑全面取代了纸笔成为文字记录的唯一工具,要保护汉字传统,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政协委员冯炯华曾提议在中小学开设写字课,我就很拥护。如今回想起来,我读了20年书,似乎只在小学上过一个学期的书法课,英语倒是整整学了十几年。讽刺的是,如今我身处中国“最有文化”一小撮人之列(博士),却连“沆瀣一气”都写不对。
　　
　　总而言之,我是坚决反对那种进化论式的“无所谓”态度,因为语言和文字里承载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点点地流失,似乎不动声色,几十年后我们失掉的将是文化对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珍贵记录。南方某报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八成中国人“时常提笔忘字”,这表明对母语的间歇性遗忘已经成了一种时代病。难道这还不足以令我们心生警惕?功利之心往往是文化最危险的敌人,捍卫母语的过程很漫长、很辛苦,而且没有即时的酬赏,但它带给后世的益处,却是习惯了提笔忘字的我们无法想象的。